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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木斋 笔名:木斋 地区: 北京-北京 行业: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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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斋,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苏轼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筹)副会长,中国欧阳修研究会(筹)常务理事,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新闻学学院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教授,韩国全南大学为邀请教授。 主要科研项目:《宋词体演进史》,2006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008年由中华书局结项出版,2010年获得吉林省第八届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学术著作)一等奖;《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2009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011年2月以“优秀”结项;《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作为高校社科文库丛书之一,200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另在《文学遗产》《学术月刊》《学术研究》等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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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化石 读后感 外国语学院朝鲜语系 03101219 康璐璐 화이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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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化石,成熟的轨迹
-------读《历史的化石》有感
外国语学院朝鲜语系二班 康璐璐 03101219
十七的我们都在做什么?应该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一遍遍的诵读着心中早已厌烦的古文?还是踱在校园某个角落的小径上思念着那个让你砰然动心的背影?无论怎样,我们都是这祖国大花园中沐浴着过于温暖的阳光成长着的花朵们,自负而又无知。而就在十七岁的我们享受着美好的生活的时候,十七岁的木斋先生却已经踏上了下乡的路途。
文化大革命一直是我心中万分唾弃的一个名词,“万岁!知识越多越反动!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仍然记得在历史的课本中看到的这些个疯狂而又可笑的口号。
“在饥饿的那三年里,读书时常是我忘记饥饿的方法”当我看到老师的这句话时,真的很震惊,对于我们这一代的90后来说,饥饿的含义太过模糊,而读书这样的一种煎熬又怎样成为填饱肚子的方法?老师是家里的老小,倍受宠爱是理所应当,然后在当时的那个社会,不被饿死已经是老天对自己最大的眷顾了,所以当老师一家人为了填饱肚子不得不吃蓖麻杆,而拉不出屎来的时候,也许他们也并未抱怨什么,只是仍然在心中深藏着对未来的憧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食指
当我看到下乡的青年们在车站送别的情形时,不经想到的这首食指的诗,而当时的木斋先生还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当他坐在那辆破旧的火车上的时候也许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当火车真的开始启动的时候,所有的感情才开始爆发,哭喊着想要抓住妈妈和姐姐的手,因为这次之后就不知道要何时才能再次相见。
那时候的人们总是有太多的磨难,我仍记得木斋先生的大姐,高考明明成绩不错,却因为卷子的问题,与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木斋先生的妈妈被批斗,每天接受红卫兵的教育,还被剃成了阴阳头,每次看到这些亲人们的苦难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的难过。我想,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那些若有若无的爱情”还记得老师有一堂课说道他的书里的一些女生,提到了一句他那段和某位女生的若有若无的爱情。在那个闭塞的年代里,爱情纯净的就像西藏的那一片天,纯粹,而透明,不含任何物质的肮脏,即使没有肉体上的接触,也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念着他的名字填满整个心房。
我眼中的木斋——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家乾 5310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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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家乾
53100516
附课后感想
我眼中的木斋
-----读《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
窗外浮云时现,似有清风徐徐,若能坐在图书馆或是公园林荫中,细细品读这一本书,实在是一件幸事。然而空间有限,虽只能在喧闹的宿舍对这本书进行粗略的欣赏,但亦是让我受益匪浅。
木斋言此书是对知青的生活情况的概述,也就是一本知青的历史,但我更愿意把这本书当做木斋的一本自传来读,这样,更有一番亲近,同时,于木斋在知青时所发生的事情,所经历的生活中,更能体会到木斋那无时无刻不存的诗意人生。由于时间所限,并不没有畅快的将此书读完,但不过十几章的阅读,却让我感受到了木斋生命力之顽强,于文学,于诗作的,那种永不放弃,不妥协,为诗作而浑然忘我的境界。
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因为一场国家的灾难,而被迫远离家乡,不得不成了一个知识青年而下乡,这是时代的灾难,但于个人,于木斋这样的人,我不得不相信这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古言时代造就英雄,我想正是文革这样的经历,造就了现在的木斋,正是木斋于文革时期的种种经历,造就了其思想,成就了木斋的人生。我一直认为,一位诗人,一位作家,一位学者,没有思想性,那就不是诗人,学者,作家。李白的超脱,苏轼的旷达,鲁迅对社会的批判,等等,文学,因其思想性,所以伟大。今虽浅略的阅读了这本书,但木斋对文学的酷爱,其思想的中的清新,无时无刻不显示出来的对诗与自然的追求的纯真,率性,也深深的吸引了我,木斋的这种天然,真是深入人心。
木斋的这种率真,在文章中是显而易见的。从木斋能将油灯事件写出来,就有其直面事实的一面。虽时隔30年,当时的各位,现在对这件是已经不甚在意,但是,于书中诉说,亦是一种旷达,一种明人不做暗事的率真。而在书中,木斋因为读书,在舀水时把癞蛤蟆舀进了水桶,要进女生住的地方的的报告,为了看一看“老河”,冒着被抛弃的危险。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都是木斋的率性而为。想象一下于屋顶或舞之,或唱之,这不与李白与月亮共舞有异曲同工之妙么?
许多文人喜欢追求那种与自然同处的奥妙,而其实有多少不过是那种自命清高之徒。可知种地之苦,可知养鸡鸭牲畜的艰辛,很多文人,想到的只是农家的自然,清新,而其中酸苦,农民自知。做为从小县城走出来的我,虽不说完全了解农民之辛苦,但亦是在农村长大,也见过许多贫苦独有之事。从而,因为木斋曾经的知青经历,我又对他多了一份亲近。更为难得的是,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任然不忘诗作,以诗意的眼睛来看待事物,在生活中,处处寻找诗意,无论是去原始深林,还是去老河,无论是是在屋顶足之舞之,还是半夜油灯下的创作,都可见木斋对诗的追求。曾于木斋课上听过类似的话:一个人,如果一生没作过一首诗,那是失败的一生。可见其对诗的热爱。
我言木斋之言,颇多不足之处,毕竟没有看完整本书,不能对木斋做出更全面的看法,但以上所言,亦是自己看了本书之后的所思所想,我想,木斋的率性,纯真,就是他的可爱之处,他对诗意生活的追求,充斥着他的一生,就算没有小学的那位老师,木斋也会走上这条路吧,因为这是他的本性。
谨以上为读《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所思所想。
结课之后
余得听师之讲课,实是幸焉。只见师之于东坡其人,其事,其诗之了然,于建安文学之创新,可知师深得古诗词之精髓,深谙诗之道也。
师之所谓诗意人生者,余深以为然。余高中之时,曾迷于诗词歌赋,尝熟记唐诗宋词,奈何高考实乃人生大事,不得已未能尽兴,亦是人生一大遗憾。至大学,至听师之所言,方醒悟,尚要有诗意之眼界,方能有诗意之人生。想古之文人,熟读四书五经,何其苦也,因寻诗意于生活中,得佳诗,佳作。余愚,未能寻诗于生活学习中,然现在犹未晚也,实乃师之言语,如醍醐灌顶,方知诗意无处不在。
师之课堂,趣味良多,且师犹能与学子相互动,此实属难得。当知今之师者,生搬硬套者多已,师之举动,于学子之深入课堂,益者甚多。
今闻师言文言之美,故以文言作此课后观想,颇多不妥之处,望师谅解,然文言之美,余亦不舍割去。诚以此为首作,尔后继续文言之作。
敬上
读《历史的化石》与课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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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地球物理学 臧媛媛 62100124
曾经我也有过想成为一位诗人的梦,梦想总是会给人行动的方向。于是年幼的我便开始了对诗词的探索,但是现实并不如所想的那样,老师不支持,家长也不鼓励,同学不理解。。。。毕竟这是一个不属于诗的时代。我只能以爱好的方式存留这一个梦,于是我便期盼着大学,可以去聆听文学的史歌。如今如愿以偿的成为木斋老师课堂中的一员,听着老师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颠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说。老师如此大胆怀疑、知难而进、独特的思维、坚持探索真相的学术风貌令我敬仰。
木斋老师每节课的最后总会以自己的著作为例为我们讲解如何写作,或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来激励我们学习。那些故事如隔雾的晨曦一般吸引着我,于是我翻开了木斋老师的自传——《历史的化石》。十五年的青涩知青岁月,书中没有抱怨和无奈,只有对生活的品读和玩味,那些回忆和木斋老师真切的感受无不打动着我,点点滴滴的记录下那些难以回首的往事。老师含着复杂而深厚的情感将那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思想起伏和情感淋漓尽致的雕刻在历史的化石之上,演绎着那段艰苦的岁月。
一生何其短暂,一日何其漫长,尽在木斋老师的回忆显示出来。无论是美丽的科尔沁草原,孤独的西辽河,还是老师走过的小路,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是那个时代给老师留下的特殊的痕迹。然而就是这样的年代下,木斋老师依旧守住心中的梦想,耕着一方田地,伴着一轮清月,守着心中诗人特有的固执。在老师的面前,我看到了自己的坚持是多么的渺小,不过我庆幸,庆幸我并没有放弃对诗歌的热爱,并没有放弃对词的眷恋,木斋老师,您使我懂得了什么是诗人该有的固执。
在此附上一首词:《一剪梅》
风残叶落花欲休。孤月独照,霜飞四周。奈何又度一春秋。起衣彳亍,推门出游。 夜寂月高晷停留。一影做伴,两片魂愁。树摇衣起心中寒。未待人来,岂能回头?
以爱情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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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情的名义
——读《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有感
本书既是汉魏五言诗发生演变史,又是对古诗十九首产生时间、作者和写作背景的论证。作者以丰富翔实的资料、新颖独到的方法论证了五言诗成立于建安十六年之后,“穷情写物”是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的共同审美风范,以及古诗十九首应为曹植等曹魏诗人的作品。海峡两岸著名学者傅璇琮、陈怡良、龚斌、宁稼雨、张法为本书作序、跋,他们或认为此书是古诗十九首研究的“首次系统梳理和突破”;或评价其为“开天辟地,呕心沥血,破解锁钥,业已初启”,“广搜文献,剥丝抽茧,运用老吏断狱的缜密思索、探究,终于获得一个合乎情理,而并非是一个故作哗众、立异的结论”,“不得不赞誉木斋是古诗十九首研究史上有数的佼佼者”;或以“惊世之作,精湛考索”概括;或反思“中国文学史不得不重思重写”;或认为其学术贡献除了作者断代的价值之外,“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这个意义主要表现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思考和主动实践”。
——摘自《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简介
对于我,一个学生,一个木斋老师的聆听者。我会折服与木斋老师的生平,那些刻苦铭心的记忆,那十几年的艰苦日子,这些都在老师另一本书《历史的化石》中得以体会。我会沉浸于老师再课上与我们所分享的那些有趣,而又严谨而深刻的历史的尘埃与光华。而卧,最喜爱木斋老师所讲的,对于曹植甄氏的爱情。那样的美好而伤感,于是乎我们完全沉浸与曹植与甄氏那凄凉而又伟大,跨越千年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被称为“爱情”的东西。
都说爱情是美好的,爱情让人沉醉,让人麻木,让人狂热。它仿佛有无尽的魔力,犹如巧克力糖果;似乎又是潘多拉魔盒一般。正因为未知,爱情才美好才会让人向往。对于现代的我们,往往在追寻爱情的定义,那些所谓的“永恒”、“时间”、“空间”与爱情的联系被传唱和追求。但是什么是永恒的爱情?什么能抵得住时间的洗刷,又是什么能让爱情也能成为传奇?
我们所追求的一切,在我看来,千年前那两个人旷世之恋,已经向我们诠释了爱情的真谛。因为爱得真切,所以死也坦然;因为爱得深刻,所以流传千年;因为爱得纠缠,所以跨越空间。我会为他们的勇气和真情所感动和鼓舞,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爱情的定义,然而他们的爱情,定义了爱情。
木斋老师说,那是的曹植才十三岁,却也是情窦初开之时,当见上甄氏之时,便注定了爱情的产生。老师曾这么说:我的《古诗十九首》研究,缘起于《中国诗歌演变史》的整体写作,其中汉魏五言诗演变历程的研究和写作,既为十九首研究的缘起,也为其写作的主要方法。审美学术观,对文本与史料的思考在先、现有结论在后,实践第一等诸多方面的统一,为本研究学术观和方法论的本质。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应为曹植所作,其余作品、苏李诗和《孔雀东南飞》等,皆应与曹植、曹彪、甄氏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老师是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来论述的,而对于我一个小生来说,只能在老师的课上,聆听老师讲述他的研究和那些千年前我不知道的故事,来亲临一场安静得轰轰烈烈的爱情。而发表一些对于爱情的拙见,正确与否,请君评之。
曾有人这么说:甄氏于建安九年改嫁曹丕,到黄初二年被赐死,前后十七年。以“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的史实看,寥寥几十个字,是断断难以概述其丰富精彩的一生的,每次读“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总觉得转折之快,如暴风骤雨,不甚可信。所以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详实的甄氏与曹植的爱情,当时的曹植诗词写得很好,后又学者研究其原因。然而所谓“诗言志,诗言情”,老师也说爱情中的男女,感情丰富而真切,故言情而成诗,是为好诗也。我深以为然,犹记得老师讲述他们之间的快乐经历,一次,甄氏的久别,再重逢之时,两人相饮作乐,快乐而幸福,而对于曹植来说,牵着甄氏之手,仿佛握着他的世界,是的,他握着的是他的最爱。那个他一生只爱的女人,生前为女人,去世亦为洛神。不禁想起“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在曹植心中,甄氏也是一位独一无二的佳人吧?他们背弃世俗之礼,跨越年龄距离,突破艰难险阻,便也义无反顾。之前我总是感慨陆放翁与唐婉只情,然而老师却说,他坚信曹植与甄氏之情乃天下第一情也,学习至此,我也不禁举起双手大声喊出“赞同!”,是啊,没有谁,能像他们这样,相遇,相爱,迎接了死亡的别离。《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忧暴崩。甄后临没以帝属
如今的社会,许多人的爱情已经变味。里面充满的心机和暗算,散发着金钱的恶臭,权力的影子。爱情已经不再单纯,也有人会迷茫,会迷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然而我们应该好好体会曹植甄氏之情,他们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展现与我们面前,让我们惋惜他们和惭愧自我。也许能让你在爱情之路找到正确的方向,也许让你不再惧怕和怀疑爱情。
谁能长伴汝?空尔一身执!醉笑陪君三万场,猛悟今夕何夕。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3班
62100305 陆忠靖
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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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辛卯年四月初五,由木斋先生课下自归寝,漫步校园。
且行且叹,陈思王八斗之才,奈何一生痴爱。
但出西门,无意举头,方觉风轻云淡,沉郁顷刻一扫。兴起,独游观澜湖。
湖滨皆绿,小花星布;三两行人,各自有伴。唯吾独身,与影同游。
沿岸信步,悠然环顾,天朗气清,无不美景。
从来远望,未尝得见此间光景;今番偶至,遂悔荒废大好景观半载。
正行间,遇一青石,黄花拥簇,直面彼岸高楼,甚是观景优选,故盘坐其上。
放眼望去,虽有微风,草木似画;虽号“观澜”,湖面如镜。
自喃喃:“屏翳收风,川后静波。冯夷鸣鼓,女娲清歌。。。”不觉闭目远思。
忆往昔乡间池塘,少年结伴,嬉戏其间,无忧无虑,乐不思蜀。
看今朝入学数月,点头之交,不胜其数,但无知己可言,此间美景更与何人共享?
默然而下,自有后来之人占去。诸不知同观此景,又几多人同生此哀情。
忽见后有一木高数丈,枝繁叶茂,白花丛生,煞是好看。
不禁纵身,摘下一枝,细细赏玩。未知其名,但有异香,皎洁似月,婉如伊人。
然茫茫而不知可赠与谁,正应古句: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
长叹。弃之可惜,便碎步而行,随手置于桥扶之上。
未几回望,不见其踪。东风带去,抑或有情人所拾?已与我无干。
乱世浮生,随缘也。
地探3班 叶日胜
62100310
10级地探学院--地理信息系统--62100209 --杨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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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作者、作年问题再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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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海南独过元旦诗一首并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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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在海南独过元旦诗一首并小序
2010年岁末,余因受邀参加儋州东坡节,遂于海南兴隆度假避寒,独过元夜。夜不成眠,听窗外椰风蕉语,恍若天籁,忽然惊觉到自己也要迎来出生之年的辛卯年,六十而一轮回,人生唯有两辛卯而已,人生何等短暂,而理想又何等遥远!京城传来史铁生去世的消息,完成了他人生的使命,而对我来说,以有限之生命,求无限之学术境界,知终不可得也,不觉悲从中来。
窗外晨光熹微。步上阳台,仰望天空,只见半轮银月在蓝色中高悬,似雾霭遮住了高耸的桅杆。有鸟儿们在池塘飞舞嬉戏,似惊起了船舷浪花的飞溅。这半轮银月,是驶向生命归宿的港湾,从此消隐于蓝天碧海?还是走向更为辉煌的圆满?不可知也。不觉间,东方已是红日喷薄而出,而那半轮银月,却依旧高悬。日月齐辉,令我叹赏,浮想联翩,欣然命笔,遂有四句小诗:
海角天涯伴大苏,椰风蕉语度年除。
忽惊生命迎辛卯,弯月高悬伴日出。
评木斋自传《历史的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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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斌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062)
中图分类号:I03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6-5261(2010)06-00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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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教授木斋是位极富个性的著名学者。近年来,他的古诗十九首研究、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研究,颠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古诗十九首作于东汉说、词起源于民间说的传统观点,在学术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木斋的学术研究所体现的不囿旧说、大胆怀疑、知难而进、标新立异、务求杰出的学术风貌,其实正是他自年轻时代就已开始的自我磨砺、不断奋斗的个人历史的延续,是他高远志向的必然结果。木斋的学术研究,又一次印证了“文如其人”之说的可信和正确。因此,若要评说木斋的学术道路,理解他的学术研究的创造精神,就非常有必要先了解木斋其人,了解他在青年时代的苦难,了解他那勇于奋进和独立特行的个性。木斋的自传——《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1],为我们提供了解读木斋人生经历、性格和理想的绝佳资料,它使我们明白:后来的木斋何以能在无比艰难的学术道路上上下求索、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新路。
一、木斋自传的真实与诗意
木斋自传,带有浓郁的诗意,同时,又带有强烈的真实感,是写实中的诗意,是诗意中的写实。对于这一点,我注意到各类报刊已经发表了不少精彩的评论,兹摘引其中一篇:
木斋著《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吐天然之语,发梗概之气,沈思翰藻,不歌而诵。用“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来形容他清新自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似不为过。十五年的青涩知青岁月,在木斋的笔下娓娓道来,没有抱怨和无奈,只有对生活的品读和玩味,点点滴滴的回忆与感悟,些些许许的议论与抒情,凝成这一本充盈着深刻而生动的生命体验与复杂而深厚的情感聚合的小书,实在无愧于“化石”之说。正如岳建一所评:“这是来自荒草深处的生命史记,尤是内乱年代灵魂幸存者义无反顾的心灵珍藏。”
木斋的书,分为“饥饿中的憧憬”、“苦闷中的追求”、“彷徨中的前行”三个大的章节。这三个章节,环环相扣,丝丝入理,处处动情。与其说是木斋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不如说是木斋以哲人之思与诗人之笔勾勒出那一代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的整体思想起伏与情感波动。在那物质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木斋的作品没有充斥着丝毫关于物质诱惑的市侩文字,木斋关注的唯有精神的享受与审美的追求,木斋关注的只是对灵魂的拷问,对“形而上学”的精神世界中诗意的追寻。十五年的知青岁月,对木斋来讲,不仅是一种人生阅历,人生思考,更塑造了木斋洒脱大气、超凡脱俗的风骨与品格。我想,这也正是木斋能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的奉献精神扎根于这寒冷荒僻的北国长春的原因吧。
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木斋追求的不是世俗的土壤,而是精神的家园,而追寻的方式,既是被动的知青岁月,更是主动的诗意思考,木斋蹈尘而来,又绝尘而去,用双脚与诗笔生动地点染了祖国的山水。无论是美丽的科尔沁草原,孤独的西辽河,还是他走过的小路,都被蒙上了一层亦真亦幻的神秘的面纱,他似乎不仅是在回忆,在反思,更是在追寻,在拷问。这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在人们心上留下的特有的痕迹。在木斋的小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被世俗同化,没有被苦难压垮的大写的精神,在这精神深处,我们看到的是诗意的灵魂。[2]
论者的这些论述,确实很有见地,也很有诗意,对木斋此作,用“吐天然之语,发梗概之气,沈思翰藻,不歌而诵”来比拟,用原本评赞陶渊明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转来评价此作,并且认为以此来形容此作“清新自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似不为过”,这样的评价,确实是相当高的评价。当然,以笔者所见,《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一书,确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它也确实像一首真情涌动、跌宕起伏而又诗意盎然的叙事长诗。
真实,是历史和文学的灵魂,当然也是传记文学最根本的价值所在。自从出现知青历史的书写以来,常常有人质疑知青生活的真实性。千百万知青固然背井离乡,在穷山恶水之间苦度着青春,有的甚至被吞噬了年轻的生命,但是,他们是否也反思过,自己如何为极左思潮煽动,扭曲了人性,成为“文革”的生力军,曾经疯狂地打、砸、抢?已有的知青文学,似乎很少自暴其恶,更谈不上批判和清理灵魂深处的肮脏。木斋的自传不仅仅叙说在科尔沁草原经历的十五年的苦难,而且把当年的盲从、愚昧和疯狂暴露于天下。真实书写历史是需要一点勇气的,真实书写个人的历史更需要勇气。木斋很勇敢,他写自己与有“问题”的父亲“划清界限”,对着父亲大声说:“我恨你!”又写怎样夜审郑营长,怎样看管常老爷子,防他自杀。他在回忆当年红卫兵运动和大串连时,流露出“沉重的忏悔”。因此,读者从木斋的自传,既可看到“文革”和知青历史的真实,也能看到作者性格和灵魂的真实。
关于男女之间的隐私,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视之最隐蔽的话题,一般人都不愿启齿。木斋却不忌讳,他认为性是人最本质的自然属性。他自述自己性早熟,而且分析它的原因,讲小时候读到小说中男女情爱描写时的“心痒难耐”的感受,以及凝望年轻女教师时的种种幻想。一个男孩随着身体的发育,自然而然渴望与女性接触。作者大胆地描写与异性的身体接触而生的紧张和美妙的感受:在火车的晃动中,身边的女孩不时碰到我的身体,“这使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又写与同组的女生坐在车上,两人的背靠在了一起,“我的脸发烫,全身的感觉都是痒痒的”。但到了一个地方,又都严肃起来,“回归为一个社会人”。这些描写,极其真实地写出了男孩在接触异性身体时的激动和羞涩,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男女青年在方面受到的压抑。写得更好的是作者和几个女知青不结果的恋爱,把一个正应该谈婚论嫁的青年的性心理,表现得极为真实、动人又充满诗意,读来犹似处子、处女般的纯真,成为全书中最具审美价值的章节。
木斋此作,也真实地或说是真诚地写出了木斋其人的独特性格。有魅力的人,必定是独特的。木斋的性格是独特的,铸成这种独特性格的便是他的传奇人生。从十七岁离开北京远赴千里之外的科尔沁草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考上研究生,十五年的苦难,如影随形。作者把经历炼狱的折磨,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夜深点油灯读书,影响了他人休息,成为集体小组的“改造对象”,几年后,从农民成了“民办教师”,后来进了糖厂,最后不能转为正式工,铩羽而归。进煤矿之后,则又是新一轮苦难的开始。高考恢复了,单位却不肯出具证明,被无情地剥夺了报考的资格。绝望中,几乎远走青海,永远做一个黄河边上的工人……真像唐僧西天取经,九九八十一难。
然而,人生的苦难,不仅没有把他打倒,反而铸就了他永不屈服和特立独行的性格。他深刻理解圣贤“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古训,而众多历经坎坷人生、终成大器的前贤,如司马迁、苏东坡,就是他的榜样。他在诗中写道:心中的神火呵/四时不熄/青春的花朵呵/永不凋谢。什么是他心中的神火?是大学梦。大学梦能支撑起人间的一切苦难。他在苦难中铸剑,等待有一天能手握寒光凛凛的剑,驰骋文学和学术的疆场。木斋的自传,是一部人生苦难史、个人奋斗史、心灵演变史。对于青年来说,尤具借鉴意义,那就是在逆境中永不屈服,踏着苦难,怀抱大志而奋然前行。
诗性,使木斋的自传具备了很高的审美价值。前文说过,这部作品就像是一首叙事长诗,但许多章节又是抒情诗。苦难,是最适宜催生诗歌的温床。老杜说,“文章憎命达”。韩愈说,“不平则鸣”。欧阳修说,诗人“穷而后工”。木斋本来的理想就想做一个诗人,十五年的人生磨难,再加上率真的性格和丰富的心灵,自然要化作诗,化作草原上的春花夏草,化作塞北的满天风雪。诗是他失意时独酌的美酒,是熨平心灵褶皱的熨斗,是揾去眼泪的佳人的衣袖。这部作品中有一百余首诗,巧妙地出现在作者情感激荡的时候,就像交响乐中非常动人的乐章。木斋熟稔司马迁的《史记》,当然心领神会什么叫“无韵之离骚”。木斋自传中的有些章节,颇得《史记》抒情的韵味。值得称道的是“梦断龙门”一节,写大学梦破灭的苦闷,浓彩重笔抒写一种“英雄失路”的悲慨:夜晚暴雨刚过,酩酊大醉之后作《七律》;冬天在莽莽荒原上驾车独行,高声吟唱:“……莽原浩野兮——家何在?帝乡渺渺兮——不可思。愿娶东村兮——贫家女。壮志难酬兮——从此长居。”读来回肠荡气,不由联想到王粲的《登楼赋》、阮籍的“歧路而泣”、李白的《行路难》、辛弃疾的《水龙吟》。真是难得的好文章。
木斋确实具有诗人的气质,他能在平凡之处发现诗。当研究生导师问他“师从谁”,这位只读过初二的考生却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也许在短暂的自卑和尴尬之后,随即便激情奔涌,在心里宣称:自己“是社会人生的弟子”,“是大自然的弟子”,“是前贤大师的弟子”。这段诗一般的内心独白,汪洋恣肆,再次表现了他的倔强性格。面对磨难,他睥睨一切,只有自信,只有狂傲。试想,前贤大师的弟子,长期经过社会磨床、人生苦难的砥砺,还盲从什么权威,还有什么难关不能攻克?
二、独立特行的性格与超凡脱俗的学术
有关木斋此作的真实性和诗意性,前文已经谈了很多,其他评论文章也有很多精彩的见解,笔者此文还想补充谈谈独立特行的性格与超凡脱俗的学术之间的关系。木斋的学术成果的独特,在当今学术界很罕见,究其原因,在于木斋的个性是独特的,而铸成这种独特性格的便是他的传奇人生。
长长的十五年,他在苦难中铸剑,等待有一天能手握寒光凛凛的剑,驰骋文学和学术的疆场。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当年的木斋,在逆境中永不屈服,踏碎苦难,怀抱大志而奋然前行。今日木斋的处境与昔日的木斋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藐视困难的勇猛依旧,胸怀大志而奋然前行的精神依旧,独立特行的个性依旧。
作为学者的木斋,迄今为止经历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是编纂大型的《中国文学宝库系列辞典》。这可以视为学术研究的积累和准备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木斋开始进入著书立说的创造性研究阶段。他的研究重点和远大目标是计划写作一部有个人特色的中国诗歌史。先让我们听听他发自内心的表白:
二十余年来,日日夜夜让我的灵魂燃烧的,几乎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写作一部真正具有探索意义的《中国诗歌演变史》,就像是司马迁的私人写史。我想要做的事情,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描述和解读中国诗歌史。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将这一宏大工程顺利完成。中国的学术史,将证明我的这些具有叛逆性、颠覆性学术研究的价值。我的人生理想是:当我生命终结的时候,将有人在我的墓志铭上为我刻写上这样的字迹:“中国诗歌史的孤独探索者”。[3]5
从这段自白中可以概括出木斋个性的几个特征:
一是立志高远。他要学司马迁写《史记》,写一部个人化的《中国诗歌演变史》。从《诗经》算起,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长达数千年。正确描述并论述某一断代的诗歌史已经不易,木斋却要像司马迁写通史《史记》那样,写一部中国诗歌的通史。这样一种宏大的志向,绝大多数学者都不敢奢望。因为要对浩如烟海的文献阅读和甄别,并作出自己的独特判断,多数人是难以胜任的。当代学者中,如木斋那样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心和担当学术使命的人并不多。
二是特立独行。至今我们已经看到了多部中国诗歌史,但均大同小异。木斋为自己的著作立下高标准,即所谓“具有叛逆性、颠覆性”的学术研究。其价值当然是创新性,言人之所未尝言,言人之所未敢言。
三是真率。一般人即使有志向、有愿望,多默默地记在心中,不敢公之于众,怕理想和计划一旦落空,被他人嗤笑。木斋率真,敢于把自己的宏大志向大白于天下。他不怕被人讥为不自量。因为他自信,他倔强,敢于顶着困难前行。许多学人对过去的学术权威和政治权威,即使有与之不同的见解,也不敢公开质疑,甚至还在说一些违心的话。这种猥琐的作风,在木斋身上完全看不到。他口中所言,即心中所想。当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自己的判断正确时,就敢于作“惊人之论”。做人要做真人,学术的本质是求真。显然,做人和做学问是一致的。木斋为人和为文就达到了统一的境界。这是非常难得的境界。当今学术界浮躁、虚假之风盛行。木斋的率真,给今天的学术界吹来了清新的风。
有了高远的理想,并不意味必然成功。知行合一,关键是行,即动手切切实实地做。而做的前提是“爱”——对研究课题的沉迷和执着的“爱”。木斋在自传的附录《重生之旅》中,曾对当今的学术、对自己的学术之旅有过精彩的、充满感性也充满理性色彩的反思。他说,要从爱所从事的研究课题始,与它融为一体。“要先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才会有‘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互爱与相思。人生难得一相思,相思就意味着灵魂的全部占有,在生命的每一瞬间,它都会存活在你的灵光的一闪之中。相思,是一种痛苦,是一种幸福,它使你的生命具有了存在的意义,更成为你生命之舟航行的彼岸。你若是以这样审美的态度来对待你的学术客体,还有什么样的生命不能创造呢?”木斋这段很诗性的话,不仅道出了木斋个人学术成功的原因,也道出了世间万事成功的秘诀。爱学术、爱自己研究的课题,“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朝思暮想,上下追寻,为之迷恋、为之亢奋、为之憔悴、为之痛苦。正因为具有这样一种爱的精神状态和远大的情怀,木斋才打捞出了中国诗歌史上许多失落的珍宝。他的这种品性,与当今自诩为学者和自称为学子,其实只是把学术作为敲门砖的人,相去何止霄壤!
木斋的立志高远,自然是源于他对近百年学术史的反思,源于他自觉的学术责任和学术使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知青时代十五年苦难生活和后来学术研究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木斋所说:“我在当下及此前此后所从事的一切,都是知青时代播下的种子的成长果实。”[4]这句话,也是我们理解木斋的关键。读木斋近来的学术著作,诚如他本人所说,我们看到的是今天学术界的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捧着这些富有新意的、内涵厚重的著作,我们不禁要问:他究竟从何处来?何以能接二连三地破解诗歌史上的许多疑案?何以能质疑梁启超、胡适等学术权威?何以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几年之中,成果累累?何以他的研究如此独特?似乎创造总伴随他前行?……读了木斋的《历史的化石》,我们就会豁然得解:有因必有果。有什么样的种子就会有什么样的果实。今日之木斋,由昔日之木斋而来。昔日之木斋,长就了今日之木斋。
性格决定一切。诚哉斯言!在内蒙科尔沁草原上苦难中形成的率真、倔强、特立独行、有抱负、有激情的性格,以后成为学者木斋的学术品格。我们还是来听听他的自我评说,这总比他人的评论更加亲切。他在自传中剖析其个性说:“倔强和率真,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我特立独行的性格。‘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庄子的这句话成为我的人生的座右铭。”由木斋的这段自我评价,我们可以比较充分地理解他的学术创造的动力,理解他不拾人牙慧的学术品格。有特立独行的个性,才有超凡脱俗的学术,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要写出一部完全私人化的《中国诗歌史》,还原诗歌历史的真实,是一件浩大艰巨的工程。没有广博的阅读、细致的分析和甄别、高明的论断,决不可能完成这项工程。但木斋曾自称是“社会人生的弟子”、“大自然的弟子”、“前贤大师的弟子”,他经过长期的社会磨炼、人生苦难的砥砺,如今又有多年的学问积累、学识的沉思,还盲从什么权威呢?还有什么难关不能攻克呢!
木斋的独立特行、倔强、真诚、自信、不为外物动其视听的个性,确实使他具备了进行独特的学术研究和写作的条件。近三年来,木斋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宋词体演变史》[3]《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4]、《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BZW0041),一步一个台阶,直上学术研究的高峰。这几部著作,充分体现了木斋的个人性格和学术品格。什么是学术的创造性,什么是学者的责任心,什么是学术研究的方法,都可以在这几部著作中找到答案。甚至要理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含义,在木斋的个性和学术中也能得到启示。
可以肯定,尽管对木斋的研究结论,可以有再讨论的空间,但他对中国诗歌史作出的全新审视,将会被学术史记住。
千年历史尘埃的遮蔽,造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例如五言诗的确立、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词的起源、词与清商乐和燕乐的关系,等等。要解决这些疑难问题是十分困难的。梁启超、胡适等著名的前辈学者,对一些问题已有断语。比如关于古诗十九首的时代和作者,自梁启超首创“东汉说”之后,经罗根泽、刘大杰、游国恩等文史大家的响应和论述之后,遂成定论。再有词的起源问题,所谓“词来源民间”、“最早的民间词是敦煌曲子词”之类,半个多世纪以来也几乎成了定论,数代学人深信不疑。中国诗歌史的写作者、大学的教科书、教师和学生,都这么写、讲和学,极少有人提出疑问。即使心存疑惑也不敢贸然发出质疑的声音。木斋则不然,他大胆怀疑,而且不畏困难和权威,起而质疑。这就是“倔强和率真”。
怀疑有可能起于直觉,但怀疑的成立则需要证据的支撑。否则,怀疑就是臆想。木斋通过对有关文史资料认真仔细的分析和探索,寻找怀疑的依据,颠覆传统旧说,提出了独特的新见。他考证现存的东汉五言诗如秦嘉《赠妇诗》三首、《陌上桑》等是伪作,继而研究建安五言诗的发展过程,最后由曹植与甄后的隐情入手,得出“曹植为十九首的主要作者”的结论。石破天惊一般的惊人之论,震动了整个学术界。不止于此,木斋在词的起源问题上,也通过细致有力的考证,证明词并不来源于民间,而是源于宫廷音乐,然后渐次向文人、向民间下移的结果。对于胡适的“词源于民间说”,木斋认为这是胡适从“以时代民众至上的理论演绎出来的,并无实证与诗歌史规律内证的证明”。木斋通过细致解读新旧唐书中的《音乐志》及《通典》等史料,拨去迷雾,得出了一系列颠覆性的结论,以为“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文化,词体发生的诗歌史原因在于宫廷音乐消费由六朝乐府歌诗,向初唐近体歌诗,再向盛唐声诗转型之后的曲子之歌诗(曲词)转型的产物;音乐史原因,则是宫廷音乐经历魏晋南朝的清乐、北朝隋代初唐的燕乐,再到开元天宝的重归清乐,经历法曲中枢,引导了声乐消费形式的曲子的出现”(见木斋《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相比古诗十九首,关于词的起源问题因历时长、头绪多,歧见更纷纭复杂,因此理清词的发生发展的线索也更为困难。木斋这些重要的论断也都建立在详细的考辨上。他提出的极具创新性和颠覆性的惊人之论,与他的传奇人生同一色彩,都让人击节赞叹。
木斋的自传以《等待》一诗作为收束。他唱道:“在少年的憧憬里/我等待成熟的到来/到了成熟的岁月里/我却拒绝秋熟的采摘”“哦/我的人生就是一个/等待/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等待。”等待,是一个象征。木斋从小就等待成功,现在他成功了。他进入了喜悦的收获季节。木斋的三部厚重的学术著作,就是他用心血浇灌的沉甸甸的果实。他应该可以采摘果实了。但是,他却拒绝秋熟的采摘:一部完整的中国诗歌史,应该由许许多多成熟的果实串连而成,古诗十九首、词的起源问题,不过是两个成熟的果实,他还要等待更多果实的成熟。这里,我们看到了他更为高远的目标。当然,他等待的过程,必将伴随一种与科尔沁草原上色彩不一样的苦难。他要不断穿越一片片炼狱的苦海。也许,他会真的永远拒绝秋熟的采摘。那么,当后人采摘由他在孤独中辛勤培育的秋熟时,一定会敬佩和感谢这位等待终生、却始终拒绝秋熟采摘的耕植者。
参考文献:
[1] 木斋.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2] 赫翊夫.以诗意的态度面对知青岁月[N].光明日报,2009-11-25.
[3] 木斋.宋词体演变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 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张彦群〕
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十九首与建安诗歌(上)
(作者置顶)
从语汇语句角度考量十九首与建安诗歌[1]
木 斋[2]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十九首、苏李诗、建安诗歌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关系。建安五言诗带来的新兴文学观念和写法,是华夏诗歌演进历程中孤明先发的产物。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在诗歌中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
关键词:曹植 十九首 苏李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ld Nineteen Poems and Jianan’s Poems from the View of Linguistic
Abstract: It is being three in one about the Old Nineteen Poems, So-called Su Li Poems and Jianan’s Poems. It is rare to see the similar word and sentence with the Old Nineteen Poems before the poems of Jianan. There occurred about thirteen sentences from
Key Words:
一、 概论
十九首、苏李诗和建安诗歌,它们共同组成了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特现象,十九首被称为“五言诗之冠冕”:“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诗之冠冕也”,[3]曹植也同样被称之为“建安之杰”(“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和“五言之冠冕”, [4]十九首被称之为“诗母”[5],为“千古五言诗之祖”[6];而建安诗歌也被认为是五言诗的开端,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真正开端,与此相同,苏李诗和十九首水平难分伯仲,风格为傍地而行难辨雄雌之双兔。十九首与苏李诗以及建安诗歌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何在汉魏之际会出现三个产生时间不同而风格相似的五言诗肇始?五言诗若是开始于十九首,而十九首若是定在公元160年间的作品,何以到建安时期中间会间隔几十年时间没有像样的五言诗作品?以笔者的研究来说,十九首和苏李诗是同一个源头,都是钟嵘所说的所谓“古诗”,[7]这些“古诗”被分别附会为不同的古人而已,十九首、苏李诗、建安诗歌应是三位一体的同一关系。
建安诗歌是汉魏之际独有的新体诗歌写作现象,也是华夏古典诗歌的真正源头。首先,从时间的坐标上寻觅,建安诗歌是迥然有别于汉诗的魏响,同时,也是有别于正始诗风和晋初诗风的独孤探索者,建安诗风一直到太康陆机时代才得到真正传承,并一直延续到唐代的诗风;从空间坐标来说,建安诗风仅仅是以处于建安邺下和洛阳为中心的曹魏集团中的诗人诗作所呈现出来的独特风貌,而非建安时代华夏诗人所共同拥有的诗风。从相处同一个时代下的华夏诗坛来看,曹魏政权之外的文人,并没有接受刘勰所说的这种“婉转附物,怊怅切情”的写作方式。(此八个字,非常重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要求诗作中含有物象,就是具体的场景,另一个就是要求抒情,物象而有情感,就是后来所说的“意象”,两汉诗歌除了十九首、苏李诗之外,都不具备这两大要素,换言之,此两大要素皆肇始于建安)或者说,建安时代只有曹魏政权中的文人会写这种的五言诗,其它各个政权中如蜀、吴的文人,都不会写五言诗,或说是根本就没有写作诗歌的意识,他们仍然延续着两汉时代文人不太写诗或是虽然写诗而空泛言志的传统。
就曹魏政权内部,也并非所有的诗人都会写五言诗,特别是会写这种既有物象,又以物象传情的具有建安诗风的五言诗。其中只有三曹和七子中的六子(去除孔融)会写这种意象抒情五言诗。而三曹六子,也不是始终会写这种五言诗,其中孔融于建安十三年被曹操处死,所以,孔融终生不会写这种五言诗,他的诗作还是汉音余响;曹操是这种建安诗风的探索者和奠基人,写作得最早。其他的几位诗人,也都是建安十六年之后才会写作这种抒情五言诗的。
曹操也不是一蹴而就从进入到文学创作的阶段就会写作这种抒情五言诗的,而是有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从公元184年开始写《对酒》到建安初期写作《薤露行》,再到建安三年左右写作《蒿里行》,也同样经历了由空泛言志的杂言诗、四言诗到抒情五言诗的探索历程。曹操对建安抒情五言诗的探索成功,并没有即刻成为建安诗坛的集体风尚,从建安初期到建安十六年,曹操是建安诗风的孤独求索者,直到建安十六年,建安诗坛在曹丕的领导下,才从曹操的个人行为而转化为群体写作。曹丕、曹植兄弟以及七子中的六子,不约而同都在建安十六年开始了他们的五言诗写作。
为何二曹六子几乎同时从建安十六年同时开始他们的这种五言诗写作?这是因为,在建安十五年、十六年之际,发生了三件具有文学史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而成为促进文学自觉和五言诗群体写作的时代因素:1、建安十五年颁发《求贤令》,这是由两汉经术时代到建安思想解放“通脱”时代思想领域易代革命的标志,为五言诗写作准备了政治条件和思想基础;2、建安十五年冬,铜雀台建成,清商乐兴起,音乐由传统的宫廷雅乐开始向享乐型的非政治文艺观转型,文人开始大规模写作拟乐府五言歌诗,从而成为建安诗人大规模五言诗写作的温床,这是建安诗风的文艺基础;3、建安十六年,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同时,任命刘桢等人为曹丕兄弟的文学侍从。王粲、刘桢等人专职文学侍从的身份以及曹丕兄弟贵胄公子的身份,使他们在游宴诗和女性题材五言诗的写作之中,发生了文学观念的转型,由两汉经术的言志教化文学观而转向了以唯美为特征的新审美文学观念,这是建安文学自觉和大规模五言诗群体写作的作者基础。
建安十六年的这一飞跃,标志了建安诗歌由曹操的孤独求索而演变为一个文学集团的集体写作行为,意义深远,它说明了曹操之个人探索吻合于文学本体演变的需要,也说明了文学本体之于新型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的正式接纳。两汉时期,去除一切没有主名的、有争议的五言诗,则两汉五言诗就会成为一个空架子,它们基本上都是没有题材的空泛言志诗。从建安十六年开始,游宴题材兴起(建安五言诗是在铜雀台的游宴活动中发轫的),随后,女性题材兴起,各种诗歌题材才随着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型而云蒸霞蔚、络绎奔会而来。
但一种新兴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方式,并不是很快就成为整个华夏诗歌的转型,事实上,建安诗风仅仅是三曹六子圈子内的事情,即便是在曹魏政权内部,其他的文人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或是延续两汉传统不写诗歌,少量文人如邯郸淳、吴质则或是四言诗,或是写作两汉言志诗式的五言诗,还有像何晏、应璩等写作类似玄言诗式的五言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西晋的陆机时代。陆机五言诗,是建安诗风的真正传人。
概括而言,建安五言诗带来的新兴文学观念和写法,是华夏诗歌演进历程中孤明先发的产物。在曹操的诗作中,还基本上没有十九首的痕迹;七子中只有少数诗人的少量作品中出现与十九首相似的个别语句;曹丕开始出现十余句左右与十九首相似的语句,而到了曹植的诗中,则出现三十余句与十九首、苏李诗的相似、相同诗句,特别是出现汉魏之际由曹植才开始使用的语汇达到十二个之多,这个事实,基本可以说明,十九首中的部分作品,其作者就应该是曹植。
二、曹丕诗与十九首之间的相似语句
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为底本,逐一检索两汉文人五言诗与十九首相似的诗句,建安之前的两汉诗人,基本没有与十九首相似诗句,建安时期曹丕的前辈,只有孔融、阮瑀和徐干开始出现与十九首中相似的诗句(孔融一句,阮瑀一句,徐干有数句),其余诗人,也基本与十九首无关,曹丕是与十九首有大量近似诗句的第一位诗人,其相似诗句有:
曹丕:“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见挽船士兄弟辞别》),十九首:“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其二)
曹丕:“行行游且猎”(《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其一)
曹丕:“西北有浮云”(《杂诗二首·其二》),十九首:“西北有高楼”(其五)
曹丕:“弃置勿复陈”(《杂诗二首·其二》),十九首:“弃捐勿复道”(其一)
曹丕:“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燕歌行》),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其十》)
曹丕:“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燕歌行》),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帷。”(其十九)
曹丕:“不觉泪下沾衣裳”(《燕歌行》),十九首:“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其十九)
曹丕:“念君客游多思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燕歌行》),十九首:“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门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十九首(其十九)
曹丕:“与君媾新欢”(《猛虎行》),十九首:“与君结新婚”(其八)
[1]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古诗十九首与汉魏五言诗研究》2007第474号结项成果之一,载于《山西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 木斋,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3] 刘勰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明诗篇》,人民文学,1981,第49页。
[4] 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总论》,人民文学,1998,第2页。
[5]清人陆时雍《古诗镜》中说 “《古诗十九首》,谓之风余,谓之诗母”。
[6]王世贞《艺苑卮言》中称古诗十九首“是千古五言之祖”。
[7]钟嵘撰,陈延杰注《诗品注·古诗》:“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人民文学,1998,第17页。
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
(作者置顶)
论李白词为词体发生的标志[1](上)
木斋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李白词作的真实性有诸多史料证明,词体的创制,是李白天宝初年宫廷生活的产物,有着从宫廷乐府诗、宫廷歌诗到宫廷应制词,再到以词体抒发个人情怀的渐进过程。其中《清平乐》为李白所创制,也是词体文学的最早创制,《菩萨蛮》《忆秦娥》为李白天宝二年秋的思归之作。李白的宫廷词确为百代词曲之祖。
关键词:李白 乐府 词体
一、概说
词的发生,是个千古之谜,对词发生的词统作了最早追述的,应该是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其中能标示出词人名字的正是李白的宫廷应制词:“在明皇朝,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首”,[3]这可能是关于词体发生的最早纪录,也是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纪录。以笔者对于词体发生过程的研究来看,李白正是词体发生的奠基人。对于这一点的确认,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史意义:1、对于一直混沌不清的词体发生过程,可以有一个重新的梳理,说明词体发生的时间正是盛唐的天宝初期;2、说明词体并非发生于民间,而恰恰是发生于盛唐宫廷,并由李白完成了创制词体的历史使命;3、由大诗人李白首先创制,更进一步说明了词体与诗体,特别是唐诗之间的血缘关系;4、由此进一步探究盛唐时期的乐府诗、近体诗为词体创制的基本元素;5、由此出发,可以进一步研究词体发生与盛唐音乐的关系。
对于李白词真实性的置疑,可能始自明人胡应麟对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两首词作的置疑:“余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即近体盛行,七言鄙不可为,宁屑事此?且二词虽工丽,而气衰飒……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4]李白词的真实性,首先是史料记载,言之凿凿,除了上文所引欧阳炯之说外,《旧唐书·李白传》记载:“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5]宋人如僧文莹《湘山野录》卷上、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二一等杂史笔记和诗话著作都有记载,而且也被宋咸淳本《李翰林集》,即乐史、宋敏求所裒集的李白“古集”本所收录,南宋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首选李白七首,并在《菩萨蛮》下云:“二词(另指《忆秦娥》)为百代词曲之祖”,首开李白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说法。此外,南宋初王灼《颐堂词》亦有《清平乐·填太白应制词》,《能改斋漫录》卷一七亦谓王观集中有《清平乐·拟太白应制》。
北宋李之仪更有明确注明“用太白韵”的《忆秦娥》词作:“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歊(音宵)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6] 凌歊,去除暑热之气,凌歊台,在安徽当涂,南朝宋刘裕南行,尝登此台,在此建筑离宫,李白于肃宗宝应元年,时族叔李阳冰为当涂县令,李白往依之,十一月以疾卒。[7]李之仪此词作于当涂,因此有和太白韵,不仅同韵,而且用了“音尘绝”的成句,而且,“凌歊望断音尘绝”,就有着登高怀古,追思往事的意思,而追思的往事,不仅仅是有在此建筑凌歊台的南朝宋武帝刘裕,更有死于当涂的李白。
可见,五代及宋人皆认为李白曾作《清平乐》,并进而承认李白为词体形式的创制人。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卷二: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云:“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然王建、白居易前于飞卿久矣。……《花间集序》则云起自李太白《谢秋娘》,一云《望江南》。又曰近传一阙,云李白制,即今《菩萨蛮》,其词非白不能及此,信其自白始也。”[8]“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杨绘(元素),东坡倅杭时曾为太守,则此“近世”,当指词体文学初被士大夫阶层接纳并被改造的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段中。顺便说及,柳永、张先、晏欧之前的词体文学,可以视为一个阶段,基本上还属于宫廷曲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士大夫阶层还处于一个冷眼旁观,只有少数人参与其中的阶段,譬如盛唐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王昌龄等,只有李白参与,中唐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只有白、刘参与,晚唐温李,则只有温庭筠全力写词,李商隐则置若罔闻。宋初士大夫参与的人数比之唐五代,要广泛一些,但多为偶然写词。因此,在杨绘编写《时贤曲子》之前,士大夫还没有对曲词给予正眼关注,待到晏欧时代到来,士大夫醉心于曲子,这才会有一个曲词之源的反思,也才会有“近世谓小词起于温飞卿”的这种认知,这是一种宏观大略的认知,随着细腻思考,不难导源出白、刘词作更早,并进一步导源出李白词作实为创始之祖的认知。后来王昶《国朝词综序》:“李太白、张志和始为词以续乐府之后”,这一论述,不仅仅指出,李白为词曲之祖,张志和为词体发生的第二个环节,还指出,曲词是“续乐府之后”的产物。这个推论过程,其实正可能是词体起源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真正能作为词体产生标志的,应该是李白天宝初年的宫廷应制词。
李白词作的真实性,不仅仅依靠史料证明,如上所述,更为重要的,是李白词体写作,有着各方面的逻辑依据:李白词体写作,是开元天宝时代音乐变革——词体的产生并非是燕乐的结果,而是通过盛唐时期法曲的变革,引发对声乐歌词消费的空前需要,词体的产生是对吴声西曲的清乐乐府继承和发展的结果[9]、文化变革、近体诗格律成熟多方面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也是李白于天宝初年入宫生活的必然产物,这一切遂使李白成为站在巨人肩上完成这最后突变的终结者。
二、 李白的宫廷乐府诗
李白《清平调》三首,应是天宝二年春夏之际的作品,而《清平乐》《忆秦娥》《菩萨蛮》等,则可能是更晚一些的作品。而在写作上述宫廷词之前,李白可能是先有大量宫廷乐府诗的写作,作为词体写作的基础。
李白的这种写作准备,可能是从接到玄宗的诏命之后就开始准备的。兹以《乌栖曲》为例:“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乌栖曲》,梁简文帝、梁元帝、萧子显,并有此题之作,《乐府诗集》列于西曲歌中《乌夜啼》之后。《本事诗》记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贺知章见其《蜀道难》,号为谪仙,“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10]李白自南陵而至京师,非自蜀中来。此作的写作时间,当为李白应诏行前在吴越江淮一带所写,由于即将去宫廷生活,故李白悬想宫廷生活,而以身之所在的吴越之地的吴王西施的情爱故事作为写作对象,并为去京城宫廷生活做创作上的准备,这是合于情理的事情。此诗一改太白昔日的阔大雄奇、纵横飘逸的诗风,而以吴侬软语为基本风格,描述和想象当年吴王宫里醉西施的场景,大抵由于尚未有切实的宫廷生活经验,因此,诗中的两位人物,吴王和西施,还都是虚写,以姑苏台、乌栖曲、吴歌楚舞、银箭金壶、秋月江波等场景映衬,至于两位主人公的具体形象以及具体心态,李白都未曾着笔,但即便是如此,已经可以“泣鬼神矣”。李白的此首乐府诗应是天宝元年的作品,否则,就不会有李白出示诗篇的事情,也没有贺知章一见叹赏的效应。这也许说明,李白在接诏之后所做入宫前的创作准备,正是构思和写作乐府诗,因为乐府原本就是宫廷文化的产物,也容易吻合于宫廷文化的氛围,因此,李白准备选用乐府诗的形式,来写作宫廷文化的题材,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抉择。
《乌栖曲》之后,能够比较清晰的辨认出为长安作品的,有《长相思》:“长相思,在长安。络玮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帏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冥冥之青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催心肝。”[11]《长相思》,本汉人语,《古诗》:“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难”,传为苏武诗:“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传为李陵诗:“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六朝始以名篇,如陈后主“长相思,久相忆”,徐陵“长相思,望归难”,江总“长相思,久别离”诸作,并以“长相思”发端。李白此篇,拟其格而写长安一位女性的长相思。从这首乐府诗作中,我们大体能得到这样的几点信息:1、相思凄苦为其主格调,如“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所谓的中晚唐的衰飒之音,至少已经在太白的这种宫廷乐府诗中出现;2、写作一种朦胧凄美之意境,如“卷帏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形象和相思的本事,皆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比较李白的个体抒情诗,更为含蓄蕴籍,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3、此诗宫廷诗的特点似乎并不明显,但诗人以“长安”“金井阑”等字眼暗示了某种富贵的气象,这样来看,此诗就可以视为一首宫怨之作;4、此后的词调《长相思》,正是在前代乐府诗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李白的这首诗作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主要是对此诗的前四句改造而成的:试比较白居易的曲词《长相思·闺怨》上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与与李白的《长相思》前四句:“长相思,在长安。洛玮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前三句字数相同,第四句去掉两个字,协调平仄,即为词牌。正可以看出李白宫廷乐府诗之于曲词发生的影响。
再看李白的《春日行》:“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衔将手语弹鸣筝。春风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升天行。因出天池泛蓬瀛,楼船蹙沓波浪惊。三千双娥献歌笑,檛钟考鼓宫殿倾。万姓聚舞歌太平……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从李白的这首《春日行》来看,应该是给玄宗祝寿的乐府诗作,结尾有:“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明显是给皇帝祝寿之作。玄宗生日为垂拱元年(685)
李白的乐府诗,特别是宫廷乐府诗,应该说,与李白的主体风格并不吻合,李白之诗,从风格而言,豪放浪漫,想落天外,多表达自我,多主体夸张之情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何等夸张,何等自我,而宫廷乐府诗,则多以宫廷女性作为诗中主人公,以
李白的宫廷乐府诗,多写宫廷歌舞,多用金玉字面,带有宫廷诗的诸多特征。上面所引的李白之作,莫不如此。另一种则具有一定的民间性,如《长干行二首》,此诗不能确定写作时间,但其继承传统的乐府诗特色,男子而作闺音,以“妾”为第一人称的中心叙事和抒情视角,代女性立言,则与宫廷期间写作应制词具有一定的联系:“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试比较李白应制词《清平乐》:“鸾衾凤缛。夜夜常孤宿。更被银台红蜡烛。学妾泪珠相续”,不过是将一位民间女性转换为宫廷女性,将乐府民歌主题,变换为宫廷宫怨主题。当然,《长干行》以下的叙事写法,则为词体所不采:“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堆。”这种赋体铺排写法,一般为词体所不用。词体,特别是早期词体,以短小的小令见长,因此,不具备赋体铺排的空间。这一点,与词体的早期发生的音乐性质有关——盛唐时代入乐传唱,即便是采用较长的诗篇,也只能截出四句,说明盛唐时代的流行音乐法曲,是适合四句的歌诗篇幅的。同时,由于盛唐与中晚唐的这种声诗传唱,并非那种初唐宫廷的大曲演出,唐声诗传唱,具有某种非正式性的色彩,因此,长篇大套的歌词,不适于这个时期的音乐特点和演唱氛围。不采用铺排写法,还与早期词体的描写式写法有关。从早期的绝句声诗的选择入乐的规律来看,歌女们喜欢选择那些含蓄委婉、耐人寻味的篇什,以便能产生语音袅袅,绕梁三日的审美效果,因此,李白的那类文人诗,甚至许多乐府篇章,如《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蜀道难》等,都难以入乐。李白其人,虽然很多时间处于隐逸状态,多写山水诗,但也同时是个具有平民意识,甚至市井意识的人,他也有许多时间是泡在酒肆青楼中,这使他与后来的柳永,也有某些相似的生活情趣。这样,他模拟并发展传统乐府诗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他的这种铺排写法,议论句式中,常常也就涵纳着那种词体写作的因素,如“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就是词体写法,它是一个具体小场景的细腻描摹,而且是女性的心态和形体的描摹。再如“门前旧行迹,一一生绿苔。苔深不能扫,落叶秋风早。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14]“八月蝴蝶来,双飞西园草”,单独拿出来,也是词体写法了,甚至像是花间写法。
[1]本文发表于《中州学刊》,2009年第1期,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唐宋词体演进史》(06FZW008)研究成果之一。
[2] 木斋,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3]欧阳炯《花间集序》,赵崇祚集《花间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第3页。
[4] 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五《庄岳委谈》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 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82,第5053页。
[6]唐圭璋编《全宋词》一,中华书局,1965,第343页。
[7] 《李太白全集·年谱》,中华书局,1977,第1613页。
[8] 王兆鹏主编《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第16页。
[9] 参见拙文:《略论词体产生于盛唐宫廷》,《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5期。
[10] 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15页。
[11] 李白:《长相思》,《全唐诗》三,中华书局,1999,1687页。
[12]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中华书局,1956,第6810页。
[13]李肇:《唐国史补》卷上,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27页。
[14] 李白《长干行》,《全唐诗》三,中华书局,1999,1697页。
我生命之花朵
(作者置顶)
人生感悟
木斋
我生命之花朵
若无吐纳献美之繁忙
便会在寂寞之暮色里
黯然而凋伤
《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 (续)
(作者置顶)
三、傅玄与《陌上桑》关系的辨析
以上,笔者论证了《陌》诗产生的时间,至少不会是两汉之作,也不会是乐府民歌,若是其产生于曹魏时代,则曹植是最有可能的作者人选,但曹植并非唯一的作者人选,两汉魏晋与《陌》诗关联密切的诗人都应该在辨析的范围之内,才是客观公允的。曹植之前,并没有诗人写过与《陌》诗、《秦》诗相似的作品,但曹植之后,西晋时代的傅玄和陆机也都写作了与《陌》有关联的作品,因此,我们理应辨析一下西晋诗人与《陌》诗的关系。
陆机之前,有傅玄的《艳歌行》(以下简称《艳》)一首:“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
傅玄(217-278),字休奕,原本仕魏,封为鹑觚男,入晋历任御史中丞、太仆、司隶校尉,存诗多为乐府诗。后人对傅玄此诗多有批评,清代王士祯说:“傅玄《艳歌行》云:‘一顾倾朝市,再顾国为虚。’呆拙之甚,所谓点金成铁手也。”又云此作“汰去菁英,窃其常语。尤厌者,本词‘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绰有余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语,正如低措大记旧文不全时,以己意续貂,罚饮墨水一斗可也谅哉!”[15]今人
《陌》诗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距离傅玄所生活的西晋初期,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还不能排除《陌》晚于傅玄,也不能排除《陌》就是傅玄所作。
从傅玄这首《艳》歌来看,与《陌》诗相同之处甚多:1、“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字为罗敷。”前四句只是将“自名”改为“自字”,将一个顺畅的句子改为一个咬口而不顺畅的句子,颇为可疑;2、傅玄《艳歌行》中的“使君自南来,驷马立踟蹰”,与《陌上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只是“驷马”与“五马”之别,这还需要进一步考索魏晋之际的车驾制度;3、傅玄《艳歌行》中的“遣吏谢贤女,岂可同行车。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与《陌》诗中的“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馀。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一段描写近似,但显然后者更为圆润、自然。傅玄的《艳》的这段叙述过程描写,显示了作者对于叙事诗的不适应,还是以抒情诗笔法来写作叙事题材。
但这还不能排除傅玄作为《陌》诗作者的可能,因为,即便是同一位诗人,其自身也有渐次学习的过程,其风格在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傅玄《艳》歌当然不如《陌》诗,但至少显示了傅玄与《陌》诗的写作之间,曾经发生过密切的关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傅玄《艳》歌,不仅仅与《陌》诗有关,还与曹植《美》诗有许多相似之处:“首戴金翠饰,耳缀明月珠。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与《美》篇中的“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相似;“问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楼临大巷,幽门结重枢”,与《美》中的“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不仅有相似的句式,还有相同的句面。
换句话来说,傅玄的《艳歌行》,兼有《陌上桑》和曹植的《美女篇》两首诗作的痕迹,若能确认《陌上桑》是傅玄之前的作品,则可能是傅玄对此两篇作品打并一处的模拟写作;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
第一种可能,傅玄写作《艳歌行》的时候,《陌》诗尚未产生,傅玄《艳》歌中的这些与《陌》相似的句子,是后人写作《陌上桑》的一个基础;第二种可能,傅玄在写作了《艳》歌之后,在此基础之上又写作了《陌》诗,《艳》歌仅仅是《陌》诗的艳歌部分。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傅玄也写有《秦女休行》:
庞氏有烈妇,义声驰雍凉。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强。
虽有男兄弟,志弱不能当。烈女念此痛,丹心为寸伤。
外若无意者,内潜思无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
肉与土合成泥,洒血溅飞梁。猛气上干云霓,仇党失守对披攘。
一市称烈义,观者收泪并慨慷。百男何当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县门,云:‘父不幸。遭祸殃。
今仇身以(已)分裂虽死情益扬,杀人当伏辜,义不苟活隳旧章’。
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绩,义立无穷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孙孙咸享其荣。
今我作歌咏高风,激扬壮发悲且清。
若是排除曹植将《秦女休行》改编为《陌上桑》的可能,傅玄具有完成这项使命的诸多条件:傅玄的这首《秦女休行》,显然比之左延年的《秦女休行》成熟了许多,情节也更为细腻了许多,如“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剑藏白刃,一奋寻身僵。身首为之异处,伏尸列肆旁”的细节描写。但奇怪的是将“秦女休”改为了“庞氏”,还有《秦女休行》开头的四句“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保留在了《陌上桑》的开头,但却在傅玄的《秦女休行》中消失了。
此外,傅玄还有《秋胡行》:“秋胡子,娶妻三日,会行仕宦。既享显爵,保兹德音。以禄颐亲, 韫此黄金。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玉磨逾洁,兰动弥馨。源流洁清,水无浊波。奈何秋胡,中道怀邪。美此节妇,高行巍峨。哀哉可愍,自投长河。”[17]逯钦立《晋诗》仅载此一首,此诗如同散文,叙述了秋胡子娶妻三日,会行仕宦,以后回乡,“睹一好妇,采桑路旁。遂下黄金,诱以逢卿”,秋胡妻不从,自投长河的故事,傅玄为正统儒家人物,此诗歌颂秋胡妻“美此节妇,高行巍峨”,也在情理之中。
《乐府诗集》载傅玄《秋胡行》为两首,其第二首为:
秋胡纳令室,三日官他乡。皎皎洁妇姿,泠泠守空房。
燕婉不终夕,别如参与商。忧来犹四海,易感难可防。
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长。百草扬春华,攘腕采柔桑。
素手寻繁枝,落叶不盈筐。罗衣翳玉体,回目流采章。
君子倦仕归,车马如龙骧。精诚驰万里,既至两相忘。
行人悦令颜,情息此树旁。诱以逢卿喻,遂下黄金装。
烈烈贞女忿,言辞厉秋霜。长驱及居室, 奉金升北堂。
母立呼妇来,欢乐情未央。秋胡见此妇,惕然怀探汤。
负心岂不惭,永誓非所望。清浊必异源,凫凤不并翔。
引身赴长流,果哉洁妇肠。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18]
此诗以秋胡故事为题材,将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艺术手法已经相当有水平:“秋胡纳令室,三日官他乡”,以两句十个字概括了秋胡新婚而仕宦他乡的事情,“皎皎”以下14句,描写刻划秋胡妻别后的寂寞和贞洁,顺便将秋胡妻从“守空房”的室内场景,转入到“采柔桑”的采桑场景,最后定格于“素手寻繁枝,落叶不盈筐。罗衣翳玉体,回目流采章”的惊艳回眸,为以下秋胡归来戏妻的故事作出铺垫。以下写秋胡戏妻不成,回家后的场景:“母立呼妇来,欢乐情未央”,极写见到家人的欢乐,“秋胡见此妇,惕然怀探汤”,则极写见到妻子的尴尬和恐惧;最后以“彼夫既不淑,此妇亦太刚”的评论作结,表明作者的态度,既批评秋胡的“不淑”,同时,也为秋胡妻的“太刚”而惋惜。从全首水准来看,若是此首能确定为傅玄所作,则傅玄具备了写作《陌》诗的写作能力。
四、结论:
以上所论,曹植和傅玄是与《陌》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五言诗人,两人都写有《陌》诗的原型之一秦女休的题材,曹植《美》诗中有《陌》相似的写法和近似的诗句,但傅玄直接写过与《陌》诗更多相同句子的《艳》诗。《陌》诗若是断在建安到西晋之间,则曹植和傅玄是《陌》诗最为可能的作者。此外,是否有可能是傅玄之后的作品呢?
笔者认为,《陌上桑》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安,而下限则不会晚于西晋。比傅玄略晚一些的陆机,有对于此诗的拟作,可以证明此诗产生于陆机之前。陆机有《日出东南隅行》,又名《罗敷艳歌》:“扶桑升朝晖,照此
[1] 本文载于<北方论丛>2008年第期,第7-11页.
[2] 木斋,现任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3]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234页。
[4]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1998,第89-90页。
[5]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第410页。
[6]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410页。
[7] 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5,第409页。
[8]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526页。
[9]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第410页。
[10] 《晋书·乐志》,中华书局,1959,第679页。
[11]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410页。
[1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第395页。
[13] 《三国志》卷十九,曹植本传,中华书局,第556页。
[14] 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408页。
[15]王士祯:《池北偶谈》,中华书局,1982,第415页。
[1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第188页。
[17]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华书局,1983,第554页。
[18]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第530页。
[19] 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18页。
《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
(作者置顶)
《陌上桑》创作时间作者考辨[1]
木 斋[2]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陌上桑》一直被视为两汉乐府民歌最优秀的代表,实际上<陌上桑>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脱化而来,应为建安曹魏时代到西晋期间之作,曹植与傅玄是与《陌上桑》关系最为密切的两位诗人。
关键词:陌上桑 秦女休行 左延年 曹植 傅玄
《陌上桑》(以下简称《陌》)一向被视为两汉乐府民歌的最为优秀的代表,如说:“《陌上桑》与《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民歌中的最优秀的作品”[3]对于其写作时间,有学者进认为它至少早于曹植和《孔雀东南飞》,如
一、《陌上桑》脱化于与左延年的《秦女休行》
左延年有《秦女休行》(以下简称《秦》),最为值得关注:
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
休年十四五,为宗行报仇。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
仇家便东南,仆僵秦女休。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
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平生为燕王妇。於今为诏狱囚。
平生衣参差,当今无领襦。
明知杀人当死,兄言怏怏,弟言无道忧。女休坚词为宗报仇。
死不疑。杀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
丞卿罗东向坐,女休凄凄曳梏前。
两徒夹我持刀,刀刃五尺馀。刀未下,瞳胧击鼓赦书下。[5]
从左延年的这篇《秦》诗来看,它与《陌》诗相似之处甚多,应该是《陌》的原型。为方便于读者的对比阅读,将《陌》诗抄录于下: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
十五颇有馀。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
“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馀。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皙,鬑々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6]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陌》诗是从《秦》诗中脱化出来的。《秦》诗第一句:“始出上西门”,相比《陌》诗第一句:“日出东南隅”,两者极为相似。“始出”不好,带有民歌的原始性,是谁“始出”?交代不清,形象不明,《陌》诗作者将没有主语的首句,改为“日出西南隅”,将“上西门”改为“东南隅”。这个方位的改动,体现出作者希望交代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以便让读者能尽快进入到故事的情节之中。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而具有这种“不隔”诗歌美学思想的人,不是简单的人物,至少现在左延年还不具备这种诗学观念,而左延年是曹魏时代最为优秀的民间乐府诗人兼音乐家了,详见后文之论。第一句,改动两处,由没有主语改为“日出”,由“西门”而改为“东南隅”。
《秦》诗第二句是:“遥望秦氏庐”,对比《陌》诗第二句:“照我秦氏楼”,改动两个字:“遥望”改为“照我”这个改动也非常好:由于《秦》诗第一句没有主语,故此第二句“遥望”,就仍然不清晰,是谁“遥望”?不清楚;而且,没有环境的衬托,显得突兀。《陌上桑》诗由于增加了“日出”,就可以承接“日出”而将“遥望”改为“照我”,一个“照”字,就将大环境转入到小环境,将初“出”之“日”与本诗中的女主人公巧妙地联络起来,达到了物我同一,情景交融。以下再说“秦氏有好女”,就显得水到渠成,自然推出。
第三句一字未改,都是“秦氏有好女”,但第四句就要改动了,前者为“自名为女休”,后者为“自名为罗敷”。为何要改名?这是由于女休是个“为宗行报仇”的侠女,她的出场形象是“左执白杨刃,右据宛鲁矛”,杀气腾腾。《秦》诗是个仇杀的题材,这个题材或许可以写成剧本,以惊险的情节取胜,但作为诗歌来说,它并不适合诗歌的表现题材和审美需要,因此,改变者要想将仇杀题材改为爱情题材诗,而要改变题材,首先就要改变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
以上四句,是完全相同的句式,四句之中,完全相同的字句为:“出”“遥望”“秦氏”“秦氏有好女”;稍微改动的句子为:“自名为女休”,改为“自名为罗敷”,只是改个名字而已。“始出上西门。遥望秦氏庐”,改为“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上西门”和“东南隅”是反向思维修改,“遥望秦氏庐”和“照我秦氏楼”,则是相同句意的修改。
由于题材改动了,以下的诗句,势必要分道扬镳,但两者之间,仍然有许多借鉴的痕迹,随后第五句,《秦》中女主人公秦女休的年岁介绍:“休年十四五”,这一句演化为《陌》诗的:“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三句,显得圆润有余,从容进退,五言诗的写作技巧显然高明许多,年岁也是相同的;以下《秦》诗说:“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一变而为《陌》诗的:“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由“关吏(官吏)呵问女休”一句,演绎出“使君遣吏往”的询问,前者六个字,显示出了在曹魏时代的民间乐府中,五言民间乐府尚未臻于成熟的痕迹,而后者则演化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这四句,极为高妙:首先,使君有了方位感,这与《陌》诗起首的“日出东南隅”是互相一致的,更为精妙的,是“五马立踟蹰”,含蓄写出了使君见到罗敷之后的迷恋心态。但妙在并不直说使君迷恋,而说五马不行,这正是屈原《离骚》结句“仆夫悲余马怀”的写法,这也显然不是一般民歌作手所具备的文化水平。“五马立踟躇”,还可以与后文的“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相互对照阅读:同样是写对罗敷的迷恋,写使君的迷恋写得含蓄,以“五马立踟躇”来写;写行者的迷恋,则以“下担捋髭须”来衬托,以“下担”切合行者;写少年的迷恋,则以“脱帽著帩头”来切合少年;写农夫的迷恋,则以“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切合农夫的身份。身份不同而情状各有不同,可谓是千姿百态。
除此之外,《秦》诗中的“女休前致词”与《陌》诗中的“罗敷前置辞”,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换了人名而已。总之,修改《秦》诗而为《陌》诗的作者,尽量地使用了《秦》诗原作的词句。
总体来看,两者之间在题材上由仇杀而为爱情,风格上由杀气腾腾的刚烈之气而为清徐舒缓、诙谐调笑。《秦》诗写一位“为宗行报仇”的侠女故事,而《陌》诗则采用罗敷本事或是秋胡故事而改编为一个爱情故事。显然,后者的贞洁爱情题材,更能发挥五言诗抒情叙事的独特魅力,更能打动读者,总体来看,仇杀题材不适合华夏民族的审美情趣,而爱情题材则是华夏民族,特别是乐府永恒的主题;从与素材的关系上来看,《秦》诗是素材真实记录,而《陌》诗则是对于这一素材的艺术加工;从艺术手法来看,《秦》诗尚显得粗糙,并非完整的五言,如“关吏呵问女休,女休前致词。平生为燕王妇。於今为诏狱囚”,而《陌》则是成熟的五言诗,珠圆玉润;从写作手法来看,前者没有细节描写,情节也非常粗糙;而《陌》则情节曲折,细节生动,场景如在目前。因此,《陌》应该是对《秦》修改写作而成。
关于罗敷这个人物的故事来源,以及有关《陌》的一些情况,可以参见曹道衡、
此诗(《陌上桑》)最早著录于《宋书·乐志》,题为《艳歌罗敷行》,属于大曲类。原注:“三解,前有艳词曲,后有趋。”据《乐府诗集》卷五十六引《古今乐录》解说,艳是乐曲的序曲,趋附于曲后,相当于今之尾声,解为乐歌段落。《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日出东南隅行》,《乐府诗集》题《陌上桑》。
其本事最早见载于《古今注》:“《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后为赵王家令,罗敷出采桑於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置酒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乃作《陌上桑》以自明,赵王乃止。”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此说后又案曰:“案其歌辞,称罗敷采桑陌上,为使君所邀,罗敷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与旧说不同。”郑樵《通志·乐典》又云:“古辞《陌上桑》有二,此则为罗敷也……另有《秋胡行》,其事与此不同。以其亦名《陌上桑》,致后人差互相说,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马,罗敷未满筐。盖合为一事也。”秋胡故事见刘向《列女传》,两个故事在当时本不相同,但王筠将此合二为一,所以郑樵说亦有所本。
此诗是否为民间作品,近几十年来争议极大。但《宋书·乐志》、《古今乐录》、《乐府诗集》并云古辞,没有标明某人所作。[7]
看来《陌》诗故事的出处甚多,首先出自王仁妻罗敷采桑被赵王“置酒欲夺”的故事,其次,还有可能与秋胡戏妻的故事有关。秋胡戏妻的故事,也可能是《陌》诗罗敷故事的另一个直接源头——秋胡妻故事与罗敷故事惊人的相似,都是美妇人拒绝调戏、拒绝金钱而保持贞洁的故事。《乐府诗集》在《相和歌辞》十一《清调曲四》下,收有曹操、曹丕、嵇康乃至傅玄、陆机等人的《秋胡行》作品,并在题下对有关秋胡故事的记载综述:
《西京杂记》曰:“鲁人秋胡,娶妻三月,而游宦三年,休还家。其妇采桑於郊。胡至郊而不识其妻也,见而悦之,乃遗黄金一镒。妻曰:‘妾有夫,游宦不返。幽闺独处,三年于兹,未有被辱於今日也。’采桑不顾,胡惭而退。至家,问:‘妻何在?’曰:‘行采桑於郊,未返。’既归还,乃向所挑之妇也,夫妻并惭。妻赴沂水而死。”《列女传》曰:“鲁秋洁妇者,鲁秋胡之妻也。既纳之五日去,而宦於陈,五年乃归。未至其家,见路傍有美妇人,方采桑而说之。下车谓曰:‘力田不如逢丰年,力桑不如见国卿。今吾有金,愿以与夫人。’妇曰:‘采桑力作,纺绩织纴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已矣,不愿人之金。’秋胡遂去。归至家,奉金遗母,使人呼其妇。妇至,乃向采桑者也。妇汙其行,去而东走,自投於河而死。”《乐府解题》曰:“后人哀而赋之,为《秋胡行》。若魏文帝辞云:‘尧任舜禹,当复何为。’亦题曰《秋胡行》。”《广题》曰:“曹植《秋胡行》,但歌魏德,而不取秋胡事,与文帝之辞同也。”[8]
采桑故事和采桑女形象,是诗三百以来的一个传统写法,《诗经·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此中描写的这位“殆及公子同归”的采桑女,也许是罗敷故事或是秋胡妻故事的更早源头。从左延年的《秦》诗产生改写的创作欲望,采用诗三百女子采桑而“殆及公子同归”的典故,融合采用罗敷故事、秋胡故事而写作,有可能是《陌》诗产生的具体背景。
关于《秦》的作者左延年及其生活年代,非常重要,因为,由此我们就可以大体推断《陌》诗的产生时间。左延年“黄初中,以新声被宠。见晋书乐志。”[9]《晋书·乐志》上记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而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10]可知,左延年为曹丕称帝前后时代的音乐家,是约略与曹植同时代的人。
二、曹植与《陌上桑》关系的辨析
通过前文的对比,可以看出,《陌》诗主体部分来源于乐府民歌《秦》诗,扬弃秦女休故事而采用罗敷故事改写而成。两相对比,前者比后者的写作水平高出许多,而《秦》诗的作者左延年是黄初时代最优秀的民歌作手,也就是说,民间写作在曹魏后期还不具备写作《陌》的艺术水准,那么,我们在排除了民间乐府的可能性之后,首先需要在曹魏时代寻找可能的作者。
三曹父子都写了许多的拟乐府之作,自然也会模拟乐府的主题进行写作。此时期同时写过《陌》这一乐府诗题的只有三位诗人:曹操、曹丕和曹植,而三者之间,同时又涉及过秦女休的,只有曹植,此外,三者之间的其余诗作中有《陌》诗痕迹的,也是只有曹植一人。种种迹象标明,曹植是曹魏时代与《陌》诗关系最为密切的五言诗人。
《陌》曲是魏晋期间经常演奏的乐曲,《乐府诗集》在《陌上桑三解》下说:“右一曲,魏、晋乐所奏”,[11]并没有说明《陌》是两汉乐府,《乐府诗集》中记载这个时期有同题之作的,只有曹操、曹丕、曹植父子。曹操的同题之作为:“驾虹霓,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谒
曹操、曹丕都是建安时代的著名诗人,但曹操、曹丕的两首同题《陌》诗,与现今所谓两汉乐府民歌的《陌》诗相差甚远,难道曹操父子在欣赏到这美妙的《陌》歌辞之后,自己作拟乐府,竟然一点没有原来《陌》的痕迹,而且,其水平距离所谓两汉乐府的《陌》诗相差甚远,想来曹氏父子是不会自讨这种没趣的。故,极有可能是先有其他的民间乐府歌词,而后有曹操、曹丕父子的拟作《陌》,最后才有现在所见的《陌》诗。
从以上的材料来看,左延年的乐府诗写作时间,是在“黄初”期间,“黄初中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既然“声韵”有“改”的记录,缘何歌辞就不能改写?而能将《秦》改写成为《陌》的诗人,在建安、黄初、太和这段历史时间之内,则非曹植莫属。曹植作为五言诗一代之作手,具有写作《陌上桑》的条件,借用侦破用语,曹植具备《陌上桑》作案的众多条件:时间条件吻合,水平条件吻合,同时,曹植作为一代之罪臣,具有丢失作品的可能。
曹植也同样写过秦女休的故事:魏晋时期有三首涉及“秦女休”的乐府诗,除去左延年《秦女休行》之外,曹植有《精微篇》,傅玄有《秦女休行》一首。其中曹植的《精微篇》叙述多个精诚感动上天的故事,曹植《精微篇》如下: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
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为夏零。
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
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
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
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
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
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图。多南亦何为,一女足成居。
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棹前。
妾父
备礼飨神祗,为君求福先。不胜釂祀诚,至令犯罚艰。
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諐。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
归聘为夫人,荣宠超后先。辩女解父命,何况健少年。
黄初发和气,明堂德教施。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
刑措民无枉,怨女复何为。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
曹植《精微篇》诗作中的“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这显然是对左延年《秦》诗故事的缩写,“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就是《秦》诗中的“两徒夹我持刀。刀刃五尺馀。刀未下,瞳胧击鼓赦书下”。这说明,曹植不但写过《陌》,而且,听过左延年演唱的《秦女休行》,而曹植本人,具备文艺方面的天分,又“性简易,不治威仪”,[13]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没有架子,能放下身段,和左延年之属厮混一处,不论是出于逞强,还是好奇,在听过左延年的《秦》歌诗的演唱之后,自己亲自动手改写《陌》歌诗,也在情理之中。当然,无论是曹植还是傅玄(详见后论),这两位魏晋时代的大诗人,其现在明确标明作者姓名的作品,都没有现存《陌上桑》这样成熟、这样珠圆玉润的五言诗作,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曹植本人《陌》的残句,也距离《陌》水平有差距,但曹植毕竟是当时具有写作《陌》水准的唯一一位五言诗人,也是建安时代唯一的一位以五言诗形式同时写作了秦女休故事而又写过《陌》乐府诗的五言诗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位在其五言诗作中,有与《陌》相同笔法的五言诗人。残存的《陌》,也许会是曹植一开始写作《陌上桑》的初稿,最后,才借鉴了左延年的《秦》而成为了叙事体的《陌》诗。
曹植五言诗,多从民歌中有所借鉴,这是不争的事实,不需详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所谓的民间五言诗,有些有可能就是他本人的作品,民间五言诗,从情理上来说,不太可能超越文人诗人而先一步达到五言诗的顶峰。如果民间老百姓都比曹植水平高,我们还何必称赞曹植的“才高八斗”?试看曹植《美女篇》(以下简称《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
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徙用息驾。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独嗷嗷。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不妨将《陌》来与曹植的《美》诗加以比对:
1、两者都是写美女采桑:“罗敷憙蚕桑,采桑城南隅”“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只不过前者有名字叫罗敷,后者但言美女。罗敷为何姓秦?与秦女休是否是巧合都姓秦?又:《相和歌辞三》:“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我家秦氏有游遨荡子”等语,[14]似乎都与这个秦女休有关。
2、两者都铺垫美女之美,《陌》:“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美》:“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
3、两者都采用了通过观者来衬托美女的写法:《陌》:“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美》:“行徙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只不过《陌》更为细腻,更为传神,似是《美》诗在前,而《陌》诗在后。
4、曹植《美》诗从“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开始,写美女如此之美而难有佳偶的孤独悲剧,《陌》却从此生发出一个使君来求爱而遭拒绝的爱情故事,两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一意化两,各臻其妙。
由此来看,《陌》诗若是产生于建安时代,则曹植是最有可能的作者。(待续)
左手诗歌 右手论文 09级匡亚明班 孙笑然 教学号12091029
左手诗歌 右手论文
一、游子无心到窄路,风筝有意游碧空。——诗心如诉
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
——《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3章24节
我想我是喜欢诗歌的,以至于多少年来,仍能记得当年在一个哥特色调的电影中看到的爱伦·坡的墓志铭:“岁月永恒,诗人孤独地高举闪亮的剑光把世人惊起”。所以今日,当我读到先生在《历史的化石》中极尽恳切地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墓志上镌刻“中国诗歌史的孤独探索者”时,那样一种仿佛时空交错般的会意,顿然击中了我,我想,或许诗人才是人间真正的盗火者。
读罢传记,我被通篇弥漫的高蹈独立的精神贵族气质所吸引。那个在科尔沁草原上与原始森林约会的少年;那个在夜深的油灯下寻求知识却反被斥责的少年;那个在禾熟鸟睡的南沼疯狂地找寻西辽河的少年;那个在菜园中侍弄蔬果自得其乐的少年,无数帧年轻的剪影在我心里汇成了一个诗意盎然的知青形象,连同古拙苍凉的内蒙古一起,使我难忘。
最喜先生的《京家小河吟留别》一诗:
铁轨桥涧银玉泻,小河常在异乡中。
凭栏独望河涛去,依水坐瞧鸭鹭行。
游子无心到窄路,风筝有意游碧空。
故友一一饯别去,只好吟诗告东风。
其中的“游子无心到窄路,风筝有意游碧空”一句,使我想到了宗教中“天堂只是一扇窄门”的概念,宽敞的门和宽广的路会使人堕入地狱,许多人都是从这里堕落的;但是窄门和狭路却会使人得到永生,走向自己梦中的目标。我想先生的传奇人生也如这样,他惶恐着离开“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经历了数年炼狱般的磨练,终于等到了痛苦之后的清晓,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成功地实现了自我生命的救赎”。这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涯便是木斋先生的“窄门”,他选择了一种艰难但却属灵的生活,并且用才气与汗水打开了自己的一片碧空。还记得颜月光的预言吗?比起那些下班就饮酒打牌的芸芸众生,先生自我选择的人生苦役不仅代表了一种志向,也带有深深的哲学气息。
从史铁生那不能忘却的清平湾,到王安忆笔下阿信乘坐的列车终到站,再到今天刚刚读完的木斋先生的草原记忆。似乎所有的知青文学都是苍凉清新的,再带着些许的伤感。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阅读体验,浓烈的怀旧气息之下充满着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对蜉蝣众生的同情,以及对一切青春的伤逝。先生在书稿的尾声部分,真诚并且震撼地说了这样一句话:“然而,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出生的岁月,我还会选择我的生年。”
这不是笃信宿命论者悲伤的宣言,这是一个勇敢的人面对命运的摆布而绝不屈服的信念。在那个看上去很美的时代,有很多人在生命的祭坛上,埋葬了青春与爱情,更有如张志新、遇罗克者,因清醒反而永远长眠。我相信那段日子在每个知识青年的心里,都如同百叶窗上一道流血的裂口,抑或是草原上的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热病那样刻骨铭心。应该是狄金森的话吧,“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先生在那样困苦生活下的诗歌创作,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清丽的反抗。
纵观《历史的化石》篇章名称:饥饿中的憧憬、苦闷中的追求、彷徨中的前行,在每一个艰难的客观条件下,都有一个积极的主观性极强的动词,即使一切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别有怀抱的人也总能逃出生天。有许多印象深刻的诗句,“命蹇足使诗囊盈”, “诗人幸有生花笔,不使知青徒感伤”,“苍茫宇宙里,孤独谁求索?”,“东坡吾甚爱,千古意相通”。这些从荒草深处走出的长长短短的句子,是诗人精神的故园,正如千年前苏子黄州的迷梦,儋州的月夜,和庾岭的钟声,每次读来,都能感觉到先生与生俱来的诗心在倾诉,像是那只鸟儿挥动着系着金子的翅膀,飞过“窄门”,并终将抵达。
二、洛川太阴窅然去,玉枕明珰不再逢。——人神道殊
君偃然而长寝兮,岂天运之变于斯耶?既窀穸且安稳兮,反其真而复奚化耶?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来兮止兮,君其来耶!
——《芙蓉女儿诔》•曹雪芹
因自认对词乐及歌诗、声诗的演变过程缺乏认知基础,对清商乐、隋代初唐燕乐等涉及古代乐理的内容并不了解,所以决定将先生的《唐五代声诗曲词发生史》留待日后细读,从而选择了之前接触过的先生的另一本学术著作——《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进行阅读。
从《九歌》中屈原思君太息,劳心忡忡的对云神的特殊感情,到《神女赋》中宋玉与“其象无双,其美无极”的神女的迷离际遇;从《洛神赋》中曹植与洛水之神的良会缱绻,到《江妃赋》中谢灵运嗟叹佳人远逝霄际,均反映了人神邂逅之际,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爱悦与内心礼防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一冲突下不得不分离的怅惘。其中,原名《感甄赋》的《洛神赋》是木斋老师书中第十五章的研究重点。
顾恺之在《洛神赋图》中通过曹植、侍从甚至周围草木的一动不动表现了一种“相见争如不见,多情还似无情”的落寞。目前对于曹植在《洛神赋》表达的这种落寞情感大多数的解释还停留在隐喻君臣大义的窠臼之中,认为曹植虽然失去了抗争的力量和勇气,却仍然对曹丕的重用存在着幻想,这篇赋是曹植与自己的美好理想诀别时因惆怅愤慨而放出的悲声。受读过的如《登幽州台歌》和《谪仙怨》这种借文字表达作者不得志的诗歌影响,我以前也认为《洛神赋》单纯表达了曹植拯世济物抱负不能实现的苦闷。读过木斋老师的著作之后,似乎对这个问题有了全新的理解。要知道,曹植可是被钟嵘评价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人物,虽然这只是在艺术风格上下的断语,但是自古而来,文如其人还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的,那么曹植这样一个骨气奇高的贵族,不被重用似乎不会悲愤苦伤到如此地步。对于曹植这样一位天才的贵族诗人,对于哀感顽艳的《洛神赋》,我们应该从性灵的角度去看待曹植的写作意图,通过木斋老师对于植、甄之恋的论证,我们便大致可以看清千年前那段翩翩公子与乱世美神间的伤心情事了。
李善为《洛神赋》作注时曾说:“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这里的甄氏,是指上蔡令甄逸的女儿,她性情恬淡温良,姿容艳丽。建安中,嫁给了袁绍的次子袁熙。后来曹操灭袁绍,被曹丕纳为夫人,生下了魏明帝曹叡和东乡公主,后来于黄初二年被魏文帝曹丕赐死,葬于邺城。寥寥数字,便描绘了这个曹植一直魂牵梦萦的女人的一生。灌均弹劾曹植之后,他几次上书请罪,正如木斋老师所说,如果只是“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这样的小罪,断不至于再三请罪,希求原谅。而曹植写于黄初六年的《自戒令》中又有“吾昔以信人之心,无忌于左右”和“谤重于泰山”这样的句子,更是曹植在为植、甄之情辩白的旁证。
还记得《红楼梦》中宝玉为晴雯悼亡时的《芙蓉女儿诔》么,小丫鬟乱诌的芙蓉花神便使这位痴情公子以群花之蕊,冰鲛之縠,沁芳之泉,枫露之茗泣血祭奠。烟青的眉黛,仿佛还是昨日画上的那般,鼎炉中熬的药香,依然在屋子里面不曾散去,然芙蓉女儿已然长寝,化仙而去。“余犹桎梏而悬附兮,灵格余以嗟来耶?来兮止兮,君其来耶!”
宝玉在文末希望花灵有感,来会一面的愿望是如此迫切,可是那天人相隔的宿命到底无法打破。
比之怡红公子与风流灵巧的丫鬟,曹植与甄后的禁忌爱恋,无疑更加震撼人心。“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献江南之明珰。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三岁丧父,一生两嫁,流沛战乱,终被赐死的甄后令曹植在《洛神赋》的尾声也不禁难掩痛楚。
甄后的《塘上行》应该就是他和曹植的感情被告发之后的绝命诗,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 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 从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诗句写尽了甄后深深失落过后的无比清醒与无比绝望,或许如同梁启超先生根据“直觉”提出古诗十九首东汉说一样,我也不揣冒昧地认为,曹植与甄后的关系应该只是柏拉图式的恋爱,只有这种关系,在面对众口铄金之时才更加无助绝望。诗歌的结句,是甄后临死前对爱人的嘱托,飒飒悲风中的天涯瘦影,生命凋零前的宛如深潭的眼睛,在千载风云联袂而逝的今天,仍凄楚动人。
而后呢?
甄后就像是那刀丛深处的凄艳花朵,在岁月的遗照中化身洛神,在曹植的笔底再次让人怆然泪下。
轻云蔽月,流风回雪;良会永绝,一逝异乡;玉枕明珰,幽兰寂逝。归藩后的曹植想起当年与甄后分别时的画面,只能“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其中款曲,正是:洛川太阴窅然去,玉枕明珰不再逢。
三、晚风何处江楼笛,声里切切念木师。——听课收获
在上这学期的文学史课之前与木斋老师有过两次接触。第一次是在荒岛诗社纳新之后的见面会上,木斋老师作为诗社的指导教师为大家做了精彩的讲座,现场许多同学还即兴朗诵了诗歌,我有幸是那次见面会的主持人。第二次是在编辑第六期诗刊时,在教师诗选部分刊登了老师的三首诗歌:《黄昏漫笔》、《醒来》、《水调歌头·效稼轩体赋屈子》。还记得给老师发邮件确认后,老师的回复:
我早已经忘记了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现在重新阅读,反倒有新奇的感受。不过,它们确实是我生命的痕迹,是我灵魂深处的悸动,谢谢你们从我杂乱的博客中将它们搜索出来,唤起了我的记忆。还好,只是过于悲凉了,不过,悲凉,可能原本就是诗歌的灵魂,没有真正的悲凉,可能也就没有诗,也就不需要诗。
之前与老师的两次接触可以说是很间接的,而这学期的中国文学史课程给了我一个与老师长期相处的过程,虽然课程还没有结束,但可以说,通过这学期到目前为止的学习,我对山高谷深的宋词体演变历程至少可以说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课下也在阅读《宋词体演变史》,并且通过上网搜索,找到了老师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苏东坡研究》、《与中国作家对话》等著作。其中《与中国作家对话》让我印象深刻,让我知道了老师也曾暂时远离古典文学国度,来到现实世界中以记者的身份与王朔、余华等多位知名作家对话,访问者与受访者皆语调轻松并时有警句。
正如傅璇琮先生评价的那样:“木斋的学术研究具有积极的创新意义,新颖的学术视角以及系统的方法论。使一切资料都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似乎回到了汉魏时代的历史复原之中。”以我个人的感受,无论是听课还是阅读老师的学术著作,老师的学术思路永远给人以新鲜之感却又有理有据,《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缜密地论证了汉代五言诗仅仅是发生期,尚未进入成立期,古诗十九首乃是建安诗歌的重要组成这一论点。但在回答同学问题的时候,老师又建议大家在这样年轻的年纪不要过度创新,而是应该先完善知识,再图突破,这无疑也是对我们中肯的期望。
听课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第一个是老师在课堂上要求大家齐声诵读诗词,好久没有这样齐声诵读一些东西了,有时我们会读错,甚至因为是对着PPT念有时会略过一行,但是当大家读诗的声音一起响起,尤其我们两个班级都是女生较多,读起柳永和周邦彦的词作时总是别有一番风致。第二个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老师从传记到学术再到授课一直坚持的理念——审美人生。人生是美的,十五年的青春使诗神更加高彻;学术是美的,“人生难得一相思,相思就意味着灵魂的全部占有”,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学术客体,使老师的学术研究日益步上高峰;同样,老师这样的人生观,当然也注入了他的授课思路,有木斋老师的陪伴,宋代辉煌灿烂的诗词文明也就更多了审美的趣味。
鹿桥曾在《未央歌》中将他在西联赤脚上学的时代描绘成“诗歌加论文”的时代,我也一直很向往这种有心灵亦有理性的生活。这一年的冬季,得木师亲授,以中国文学史为媒,完成了一次理性与心灵的巡礼,您左手诗歌,右手论文,用焕然的文采与哲思照亮了我生命中的一处。
在此亦附上小诗一首,向我今生挚爱的诗人兰波致敬,也向木斋先生致敬。希望以后还能通过博客、微博、QQ、及其他选修课与老师进一步交流。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冬天快乐。
附:
阿尔蒂尔 你听到了吗
——致阿尔蒂尔·兰波
一
纤夫失控 河流无情
最后一次望到的 是你狂乱的眼睛
比竖琴更辽阔的海面 唯一闪耀的 是古老的星星
哦 缪斯的新郎
你戴着花冠走上甲板 走入幽径
然而
风暴来了 空气瑟缩 龙骨碎裂
阿尔蒂尔 你听到了吗
那黑暗而又傲慢的声音
二
八月叛逃 诗神苏醒
奥菲利娅如百合般轻盈
一曲朋克 别处的命运
究竟
是什么让你如此心醉神迷
而那辛酸的自由
涂抹着曙色中的天地
莫非是巴黎的黎明
埋葬了你禁忌的爱情
微风拂过香榭丽舍
阿尔蒂尔 你听到了吗
那凄厉而又撩人的声音
三
身心俱裂 独自追寻
城垛上的歌者 永远那样年轻
你生于远方的层云 死于甜蜜的枪击
我代他吻你 在欧石南丛中畅饮
可是
你还是走了
连同癌症的苦痛
走入了梦里的金色树林
但那终究不是天堂
而是你的地狱一季
“我愿成为任何人”
阿尔蒂尔 你听到了吗
那是你的声音
也是
我们的声音
四
阿尔蒂尔 你听到了吗
吉林大学文学院09级匡亚明班
孙笑然(学号:12091029)
从文人到人文 09级匡亚明班 刘雨石 教学号12091008
“知识青年”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与现在的我们一样,心中充满理想;然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得他们难以像今天的青年学生一样,把青春的个性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表达。也许正是因为社会环境的特殊,那一代被称为“知识青年”的人与之前的和之后的几代人相比,更加坚毅,更加懂得生活——
他们对这个多彩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对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期冀,
坐看小河边看水中的涟漪,
站在山岗上为今天的你我高歌一曲,
那寻找自我的一代,
在艰难的岁月里找到了幸福的真谛。
木斋教授当时就是“那寻找自我的一代”中杰出的一位——
他不仅感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还用那饱蘸诗意的笔,
挽留了那些纯真的记忆,
今天,书桌前的我和你,
品读着木斋教授的充满浓情的回忆,
翻开“历史的化石”,
看看在“恍若隔世”的日子里,
那寻找自我的一代,
如何勇敢地选择“自我放逐”,
在无痕的岁月里留下感人的足迹。
木斋教授的回忆录包括《恍若隔世》《历史的化石》和《自我放逐》,我选取其中我最喜欢的那本《恍若隔世——我的知青岁月》,谈谈自己对木斋教授如何在艰苦的知青岁月里寻找自我,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一点点感想。
这是一本文集,记录了木斋教授在知青岁月里点点滴滴的生活。可以说那并不是一个幸运的年代,但是却幸运地造就了一批有理想的人。木斋教授在这本书里把当时与自己同甘共苦的那一批知识青年称为“小组家庭”,其实那既非“小组”,而非“家庭”,但是称作“小组家庭”却显得十分合适。“小组”说明他们聚在一起十分偶然,而家庭说明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知识青年们的心是很近的,他们把彼此当成家人,“几次相聚,总是五位”,“像是一轮满月的半轮”,在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中搭建属于你,属于我,也属于大家的“精神共同体”。然而总要有一个人把生活的细节记录下来,这个人就是作者木斋教授。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只是缺少发下美的眼睛”;诗意永远是有诗意的人赋予的,而不是自生的。在并不如想象那样美丽的西辽河,多少足迹匆匆而过,然而只有木斋教授在此驻足,醉在洁白的沙滩上,以树枝作笔,白沙为纸,河床、庄禾、树木为背景写下动人的《忆秦娥》——“西辽水,三词四律难描绘。难描绘,万顷禾熟,千林鸟睡。 斜阳如血染碧草,繁星似梦天河会。天河会,无音静美,有人沉醉。”动人的诗篇是用心灵写出来的,所以纵使清风吹过磨平了白沙的痕迹,浓浓的记忆不会随风而去。木斋教授知青时代对诗词格律的兴趣和特长,为以后研究相关领域,写出等身的学术著作奠定了基础。寻找自我的人在处处发现属于自己的精神园地,在艰苦的知青岁月里,木斋教授始终能在细微的变化中发现诗意。1968年10月的一场大雪,是诗人触景生情,写下《沁园春·雪》——“昨夜京华,游子天涯,塞北云端。听老河寂寞,涛声冰底,琼枝玉树,画意诗篇,风舞长空,浩野莽原,八月风雪何壮观!书远信,想故乡漫远,风景依然。 歌声唱彻秋寒,送身影一一舞翩跹。雪落如信笺,泪痕思念,故宫北海,携手流连,壮志鸿鹄,小灯如豆,谁人与我伴华年。挥墨迹,遥遥吟故友,睡梦正酣。”
随着木斋教授的笔,我们回到了那个时代。“恍若隔世”是一种心境,一种气度和风范,就像“自我放逐”,是一种勇气,一种担当和负责。那寻找自我的一代人,不仅把握住了生活赋予他们的,而且努力用自己的心灵赋予生活以一种认知。以木斋教授为代表的一代知识青年,用自己的执着走出迷雾,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首先要向木斋教授表示抱歉,这个版块本来应该写自己对于《曲词发生史》或《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的粗浅感受,但是由于我本人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差,所以连粗浅的感受都难以写下来,只能根据自己在历史学方面的一些学习心得,结合上学期刚刚读过的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谈谈自己对于木斋教授的旧作《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怀》的一点点感受。
《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怀》是木斋教授从文学的角度对于“士文化”的再度发掘,与长期主导学术界相关领域的余英时教授的《士与中国文化》相比,这部著作有很大程度上的突破。首先,余英时教授的《士与中国文化》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士文化”的,余英时教授受到其师钱穆先生的影响较深,重视考据而没有更多学理上的突破;而木斋教授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怀》,集中从“诗人”这一明确的研究主体出发,通过对作品的文本分析,提出陶渊明“自然本体”论、苏东坡“归去”情结等许多指引文化史研究最新方向的观点和学说,正如木斋教授在著作中所说,“本书对于古代士人之仕方面的探讨,希望能对于国家政策再次问题有所裨益”,这本书的确做到了紧紧把握现实,使得学术研究能够为现实政治生活提供指导。其次,余英时教授的《士与中国文化》是一部历史论文集,没有整体上的布局,而当代学术界研究相似主题(知识分子文化问题)的名家罗志田教授和许纪霖教授的著作页大多是文集性质的;而木斋教授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怀》是一部结构研究的学术专著,采用总—分—总的布局形式,先综述隐逸主题士文化的研究现状和再度研究的价值,然后举例分说,从先秦屈原到宋代姜白石,用解读文本和任务时代背景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每位代表诗人的“仕隐”观,最后以泼墨之笔法勾勒中国历史上(从远古时代到宋代以后的古代中国)士之地位与精神的历史嬗变,使得读者读罢为之赞叹。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仕隐精神的代表,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是后代诸多士人推崇备至的。木斋教授从多角度分析陶渊明仕隐观产生的原因——首先传统士人对于“学而优则仕”的信仰使得陶渊明无法真正彻底从“入世”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否则他就不会一开始苦心步入仕途再奋力逃脱了),木斋教授在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归隐田园的愉悦中,渊明会时常一不小心就透露出他内心的痛苦”;而分析这种难以割舍的仕途情怀,木斋教授又分析了陶渊明的思想根源是儒是道,进而扩大到对陶渊明所代表的隐逸文化和隐逸文学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可以说,到这里木斋教授已经研究到十分深刻的文化内核问题,从深刻的思想问题再转到作为一种文化史现象的“魏晋风度”,自然是游刃有余了。木斋教授还用较大篇幅研究了苏东坡的仕隐情结——“归去”情结,据书中统计,“苏轼一生中三百四十八首词作中,有六十八首七十七次使用了‘归’字,扣除十一处与归隐思想无关的‘归’字,仍然有六十六处,约占全部词作的五分之一”。统计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然而以往的学者并没有细心统计过苏轼词作中用字的频率,自然也无法得出苏轼具有“归去”情结这样的学术成果。接着木斋教授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把东坡词中的“归去”情结分为“通判杭州时期”、“知密州时期”、“徐州、湖州时期”、“黄州时期”和“黄州之后的时期”,这一分类在木斋教授后期的大作《宋词体演变史》中又得到其他角度的诠释。
木斋教授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怀》及其他著作,尚有很大的解读空间,我个人只能浅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而寄希望于有志于从事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同学校友们能更细致更深刻地解读这些著作。
时代不同了,人文教育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中国的人文教育如何改革,如何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步伐,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当代大学生并不缺乏自然科学知识,在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人类单位时间平均的信息获取量是工业时代人们的几倍,一个人一天获取的知识和非知识性信息相当于18、19世纪一个人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总量。然而值得担忧的是,我们发现在知识和信息非精英化的时代,人文精神这种无法量化的资源却难以承载其应有的时代使命。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科学家、企业家多了,这是好事,然而像陈寅恪、冯友兰、梁漱溟、费孝通那样的学术大家却一直没有出现。在我们高中时代,文科生就常常被认为是学习理科没有希望的一些人被迫作出的选择,而在我们报考大学的时候,文史哲类专业常常是考生们希望避开的用来调剂的专业类型。在人文领域,非智主义倾向十分严重。现代伟大科学家钱学森在临终前对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这片文化的土地上能出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然而我们知道,世界一流的综合型大学,如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等,都是以人文学科著称的。有人说中国并不是从未有过一流的大学,寻找一流大学的踪迹不必放眼欧美发达国家,只要好好研究一下西南联大就可以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司徒雷登在华通过联合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创办“哈佛燕京学社”,足以看出中国是有潜力造就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使用怎样的方法,还有就是如何将作为软实力的人文教育发展好。
木斋教授的“宋词体演变史”(中国文学史Ⅲ)课程与大多数文史类课程不一样。尽管我主修历史学(以东西方经济、文化关系史方向为主),古典诗词的底子很差,仅限于高中时代微薄的积淀,但是我还是能从课程中收获颇多。比如木斋老师研究得最透的苏东坡研究,把苏东坡生活社会环境与他词的创作联系到一起,提出“苏词的本质是对词的雅化”。木斋教授常常强调词并不如以往学者所说的那样产生于民间,而是产生于唐五代宫廷的娱乐消费文化当中,这与我所一直关注的宋代经济史联系起来。我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就是盛唐的经济类型属于“秩序型”,唐中后期及两宋经济类型属于“活力型”,盛唐国家政权巩固,军事力量强大,自上而下的官方控制力深入民间,国家垄断盐、铁、酒等基本生活物资的调配和生产(当然民间私营现象也是常有的);唐中后期及两宋国家对于民间的控制力大大削弱,民间资本活跃起来,中国经济首次大规模地主动面向海洋,生产和交换的活跃刺激了市民阶层和和文人的消费从“生存消费”扩展为“生活消费”,消费文化(包括宋词这种形式)繁荣发展。据统计,宋代(主要是北宋)中国的货币储量接近当时可统计的世界的四分之一还多,宫廷的消费过剩(以往史学界认为宋代积贫主要是从政治军事开支的角度看的,而并没有考虑储备),以属于官僚阶层或准官僚阶层的文人阶层为载体,宫廷消费文化(包括宋词)扩展到民间。所以说消费文化是从作为主要消费者的官僚阶层走向民间的。尽管我的这种分析显得粗浅,但我的这种思考得益于木斋教授对于词的来源的深入研究,如果像以往的学者一样为了抬高人民大众的力量强行认为词产生于民间,关于宋代经济文化关系的很多历史问题将无法清晰地得到核实。正是木斋教授对于我涉猎有限的宋词的再度分析,为我学习研究宋代经济文化史打开了思路,这其实当代中国的人文教育,应该触类旁通,多把新的研究成果带到课堂,而不应迷信于教育部指定教材的传统叙述。然而消费文化扩展并繁荣于市井民间,必将削弱其内容的高雅性,而易于迎合世俗的低级趣味。这种消极的状况在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里发展到极致,所以木斋教授认为,苏词的意义本质上是对柳永俗词的反拨,是对词的雅化。
上述例子较有代表性地说明像木斋教授的“宋词体演变史”这样很有深度,引发学生思考的课程,对专业底子较薄,不打算研究此领域的学生也是十分有益的,其对我的启发胜过一些我主修的历史学课程。网络上数量有限的哈佛、耶鲁公共课,其听众更多是非相关研究领域的学生甚至社会人士,而国内文史哲类课程往往只面对本专业的人,讲授领域涉猎面过窄。“宋词体演变史”课程无疑打破了国内人文教育专业性压倒通识性的形势,使专业性和通识性齐头并进,深度与广度相结合;所幸的是这门课带有摄像,意味着可以为更多专业和院校的师生提供人文教育改革的样本。
“宋词体演变史”课程以变化发展的视角看待宋词,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理解很多历史问题是十分有帮助的。以往的文学史课程往往割裂不同文学成就之间历时的和共时的联系,使得学生难以建构文学体系。中国文学史课程类似于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课程,其中的因果继承关系,有时比突出的个例还要重要,而研究宋词的演变(而非罗列代表作家、作品),对于我们整体把握文学史是很有帮助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学术专著不仅可以当教材,而且是比教育部规定的教材更好的教材;学者的一家之言不仅可以作为课堂讲授的内容,而且应该作为课堂讲授的主体内容。人文教育应该突显特色,把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教学通说带给学生,而这无疑是我们要听木斋教授的“宋词体演变史”课程,看《宋词体演变史》学术专著而不是随便到图书馆借一本教材读得原因所在。
最后把我高中时代的一首小诗献给木斋教授,供老师批评指点。当时的我也试图苦中作乐,如果有机会早几年拜读木斋教授关于知青岁月的几部回忆录,我想现在的我将会更加成熟与深刻。
楼兰
刘雨石
把两千年前的故事交给沉默
任干燥的风一次次吹过
只有那无语的石头城
在茫茫大漠的一端静坐
把两千年前的故事交给沉默
遗弃的泪一滴滴流过
只有那哭泣的石头城
在空旷的野地守望自我
两千年的沉默
两千年间文明的兴盛与衰落
舍弃繁华又羡慕繁华
让灵魂依偎大漠
望着关山之月轻唱
古老的歌
我很幸运自己能在短暂的大学四年里成为木斋教授的学生,尽管时光匆匆,当时浓浓的记忆不会随之抹去。当我走出校园,或继续深造,或转入其他行业中,木斋教授为人为学的精神将一直指引我努力拼搏,奋斗不息。
诗意人生 ——读《自我放逐—木斋随笔》有感
黄玲 09级中文班 学号12090150
诗意人生
——读《自我放逐—木斋随笔》有感
人应该为自己创造一个能诗意地栖居的场所,这便是心灵的归宿。
——题记
诗人大概都是寂寞的吧?要不屈原怎会在楚山漫漫湘水迢迢的流放路上且行且歌,发出他那抑郁悲愤的《离骚》呢?而在我眼中,木斋便也是一个寂寞的诗人,在自我放逐中,寻找那精神解放的快乐。寂寞的是诗,也是诗人:“寂寞像是夜色,无论白日怎样的喧闹,夜色无言,从四面八方袭来,于是,我歌唱,然而,歌唱之后呢?”其哭也有思,其歌也有怀。正是这种诗人般的情怀,使得木斋在与世俗世界的自觉地疏远中,始终坚守着心中的那块圣地,品味诗意的人生。
但是真的诗人怎会寂寞?真的诗怎会没有知音?诗音恰如空谷风铃般不绝于耳,寒溪幽兰般悄然绽放,夜话西窗般灵光闪现,辽西才子般悲壮苍凉······读诗的人也爱聚堆儿,只要人多胆儿就壮,赞美一窝蜂,批评一囫囵,哼哼哈哈也算来过没有错过。对诗情有独钟的木斋和荒岛诗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并用一首诗改变了荒岛诗社的原有社名:
“不是荒原的晦涩
不是北岛的朦胧
我们要去荒岛上
枕着海风入梦
······”
对于木斋来说,诗歌不再是一种娱乐的消遣,而是审美人生的存在方式,是抚慰灵魂痛苦的宗教形式。有什么样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样的诗作,也正因为如此,木斋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着那寂寞孤独的心境,化成字字珠玑,如同鲁迅所说:“从血管中流出来的血”。
而这样一位诗人,在保持与灼热的现实世界距离的同时,却始终坚守着对学术的追求与信仰。 木斋从事宋代的词体研究,对苏轼为人尤为敬佩。清楚记得东坡与子由那对床之约,那归隐的美好誓言,其实那何尝不是木斋愿望呢?木斋也有自己的乡村生活梦想:到有一天,寻一个乡村的所在,养一头奶牛,外加一个小菜园,种上五谷杂粮和各种蔬菜。自己家的牛奶和蔬菜吃不了,可以送给邻居享用;没有犯罪,人人谦让,没有警察和法官,每个人的道德修养制约着他的行为。这一切,仿佛像是回到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时代,这个简单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乡村生活梦想。当背起行囊离开山村老屋的那一刻,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看着岸边的石头从眼前历历而过,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在那里,时间是一个凝固的存在,而未来,将会是怎样?而木斋就是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诱惑的现实世界中,珍藏着他那内心的美好,凭着他那颗诗人的执着之心,造就了审美的、诗意的人生。
“爱是学术生命的开始”,“有多深的爱,就有多高的目标和理想,将决定你的学术之旅能走多远。以功利之心求学术者,必难得其功利。以审美之心爱其学术者,则必将得其意外之收获。”是这份爱,伴着木斋走过几多寂寞的黑夜,抵抗住了世间形形色色的诱惑,而在漫长的自我放逐中,心甘情愿地选择了寂寞的学术之路。提出的那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见解的背后,饱含着多少的汗水,那是具有特殊人格魅力的真实写照。学术成了木斋生活中的另一个伴侣:那一个个远古的客体仿佛拥有了鲜活的生命,不再那么遥不可及。凭着诗人那独有的敏感直觉,慢慢领悟出字里行间的奥妙玄机。那些研究对象和遗失的诗作化成一幕幕形象的图画,浮现在脑海中。于是你听见了那千年以前的冤屈灵魂的哭诉,并为这文学史的千年奇案而失声痛哭。是上苍给予了你这个历史使命,让你这孱弱的生命,感受这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让你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痛,这也是学术生命的开始。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木斋以其特有的“道”教育着我们。有幸聆听木斋老师教授的中国文学史的课,感受他那平易近人的一面。与木斋亲密接触的课堂中,他用真实生动的内容带我们进入那美妙感人的诗文境界;他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客体,相反,他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木斋。渐渐地喜欢木斋上课的那种轻松愉悦的氛围,这也许就是大家的风范吧。木斋在讲课的过程中,融入了丰富的人生体验,总会让我们受益匪浅。
当今世界,能做到在物质生活有所保证,尚属不易;后在物质基础上追求精神的和谐完善,乃是人生之境的极致;而审美的,诗意的人生,乃是极致中之最为极致者。木斋则做到了这一点。在世事纷扰,劳碌奔走的间歇,能有适时的心理调整,是一种幸福。这时,暂弃功利,摒却追逐,偷闲片刻,天马行空地浮想联翩,会有一种舒心的适意:其来也,如月下轻飔,其止也,如晨曦初吻。尘世之喧嚣也,不闻;现实之困扰也,不见,飘飘然与自然同一。家人团聚,休息闲聊;打牌听歌,栽花养鸟;行棋垂钓,随意翻书……兴之所近,各取所好。这种暂时的忘却功利,就是一种艺术的,诗意的人生。而随意翻书,神游书海,与作者共鸣,同喜同悲,就是进入审美诗意人生的最佳境之界。
木斋的说法应该是对的——读王玉洁《不似当时,小楼冲雨,幽恨两人知》
坚定奋斗的方向——软件10级六班李成明“54100617”读《历史的化石》有感
《历史的化石——知青十五年》主要讲述了从作者十七岁下乡到三十二岁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之间十五年的曲折生活,其中还插叙了作者童年的成长历程,使我对一位著名学者的个人成长历程有了深入的理解。
知青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坎坷漫长,作者却从中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快乐,收获了自信。那一幕幕故事是一代知青对爱情的渴求,对知识的渴望,对人生事业的追求。这不仅仅是一部知青史,更是一部那个年代揭示人性的个人成长史,一部时代史!
历史已经是过去,但却是记忆中亘古不变的化石,“化石”中记住了一个学者的人生十五年历程,一个时代的传奇特征。没有人能够否定“化石”带来的价值,那不仅仅是在人们头脑中对一个人一个时代认知的价值,更深刻的是对人激励斗志的价值!
在书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集体生产队,点着油灯苦读,却遭到其他人的人格打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作者依然能克服环境的困难,坚持理想,坚持奋斗。每个人都有理想,但总有人说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谁又想到,自己的努力是否与自己的理想存在差距那!实现理想没有捷径,唯有脚踏实地,在“油灯”下“苦读。需要坚持不懈,需要始终如一,需要顶住压力,需要自甘默默。木斋先生坚定自己的理想,坚持奋斗,直至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不仅仅是一种意志,更是人格的最高体现!!
还有一件事,就是木斋先生在当老师时候在学生心底树立了一个威严的形象。让我受益匪浅,先生能平心静气和学生解释,平易近人,用知识感化别人。这正是一个成功人士需要具有的耐心与度量!
通过这本书阅读和听课,让我不仅感受到了一个学者的伟大风范,更让我坚定了奋斗的方向,在我人生的课堂上,给我上了一个很好的教育课!让我学到了许多,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自信!让我明白了许多,不仅仅是努力,更是坚定!让我收获了许多,不仅仅是生活上,更是人格心灵上!
历史的化石,那青年的十五年, 以木斋为镜,反照了我深深的缺陷,一堂堂让我受益匪浅,给我重新树立了理想。在堕落的大学生活中给我了许多活力,让我更有斗志,我没有理由不去追求理想,没有理由不去坚定理想的方向!